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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写这篇文章，源于前几天护送抗美援朝老兵刘洪枣前往导子镇洞中村，帮助老人家与他的一位失联六十四年的战友见面。返回路上，刘老突然问我，是否认识李无我。老人家此言，不经意触动我对九十年代耒阳文学的追忆。

追忆九十年代的耒阳文学，不得不提及遥远的八十年代。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当代文学，八十年代是一个黄金时期，名家辈出、名作众多，全社会迷恋文学，追崇文学，把文学看得非常崇高和神圣。那个年代，哪怕就是在《人民文学》、《十月》、《当代》、《诗刊》、《散文选刊》，乃至《湖南文学》等省级文学期刊，发表了几篇诗文作品，就可能改变你的命运，农村作者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破格给你解决编制，安排一个“铁饭碗”。倘若出版一部小说，并且改拍了电影，那更不得了，产生亿万人追捧的轰动效应。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莫言的《红高粱》、古华的《芙蓉镇》，都是万人空巷，他们也因此一举成名天下知。八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评选的茅盾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优秀中短篇小说奖的获奖作者，无不轰动一时。绝大多数改编成了影视剧。八十年代的诗人尤其吃香，《面朝大海》《致橡树》之类的新诗，家喻户晓。先锋派文学、伤痕小说、知青小说、朦胧诗，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新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席慕蓉的抒情诗，等等，都是热销作品。那是一个追捧文学的时代，那是一个崇拜诗人的时代，那是一个热闹的文学时代。无数的七零后文学“中毒”很深，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少年。我在读小学时期，调皮捣蛋，贪玩好耍，作文写不好，成绩也差，还爱看课外书籍，其实就是评书、通俗演义之类的小说，很不招老师喜欢。到了初中时代，更是变本加厉，迷恋上武侠小说。

追忆九十年代的耒阳文学，我忘不了文学的初恋。人生若如初见，受八十年代的影响，我初中时期爱上了文学，十四五岁就报名参加了《湖南文学》杂志社举办的文学刊授学习，参加了海南大学文学院函授学习，主办方邮寄一些自编的文学教材给我，我定期邮寄作品过去给辅导老师修改。如果是高级班学员，老师会一一回信批阅作品的优点和不足，而且保证一个学年内，帮你发表一篇诗文在内部刊物上；若是普通班，老师就没有这样好了，纯是自生自灭。即使这样，当时耒阳有很多文学青年参加了文学函授学习。我知道的就有陈发明（上架人，摄影家，已病故）、李佐宣（在市公安局工作），都参加了鲁迅文学院函授学习。我偷偷用父亲开商店让我批货的钱，订阅了几份文学期刊，包括《散文选刊》、《湖南文学》、《短篇小说》、《诗刊》。读着这些刊物，就偷偷写起了小说，还是长篇小说。印象最深的是初二那年暑假，我每晚躲在煤油灯下，忍受酷热，伏案三十八个日夜，写成一部以明末社会为背景的武侠小说《剑光侠影》，长达18万余字。乡村蚊虫多，我就用一桶水放在桌子下，双腿放在水里，减少蚊子的叮咬，还能凉爽身子。至今，这部小说的手稿还在。前几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历史小说《血色野菊》，58万余字，其中一些故事和细节，来源于《剑光侠影》。

追忆九十年代的耒阳文学，前辈们是我学习的榜样。年，耒阳县改市，耒阳文学界也变得更加活跃。耒阳作者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一是《耒阳报》蔡池副刊，二是耒阳市文化馆主办的杂志《耒阳文学》，三是白沙矿务局主办的《白沙工人报》。我上初中期间，因为舅舅是中学教导主任，学校订阅的报刊都由他分发，因此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机会接触这些报刊。后来，我因病休学在家务农，邮递员是我堂姐夫，父亲卸任村支书职务后开商店，村委会订阅的报纸放在我家商店，这也让我有机会接触报刊。那个时候，看报纸副刊是我的一大爱好。看得多了，就熟悉了本市一些文学编辑和作者名字：许焕杰、徐望杰、倪介江、陈寿群、陈徐德、耒阳三潘、陈列菊、李白就（理珀）、郑碧衡、倪介江、雷群明、罗兴泉、刘厚连、许浒、周舜耕、东方学（谭功宝）、谷经农、黄志平、贺人慧、贺雄、段艾珍、罗锡艺、梁莹香、梁莹玉、龙建威、彭传策、陈仙贵、刘筠、欧阳正平、谷义群、谭树理、曾祥月、谷五德、谷仍桂、周少鸣、曹中庆……这些名字，经常出现在《耒阳报》、《衡阳日报》，以及各地文学期刊。我至今记得的，有：罗兴泉的小说《武大郎告状》、陈寿群的剧本《纸圣蔡伦》、倪介江的故事《江会书啊，光会输》，许焕杰、徐望杰、贺人慧的新诗，东方学的杂文，李无我、谢不杂（谢纯）的散文。省级刊物《湖南文学》、《小溪流》多次发表贺人慧、徐望杰和许焕杰老师的作品。

追忆九十年代的耒阳文学，我特别感恩《耒阳报》。我曾经在无数个夜晚，在蛙鸣和酷热的夏季，在方格稿子上“爬格子”，白天抽空骑单车跑到邮政局，用八分钱的邮票邮寄给耒阳报社的蔡池副刊。尽管一次次石沉大海没有回音，我没有灰心丧气，倔强地投稿，终于，有一天，我的小小说《哦，那血染的朝霞》发表了。看到上面豆腐块标题下赫然铅印的自己的名字，那种怦然心动的喜悦感，那种兴奋得接连几天睡不着、一日三餐特别香甜的幸福感，恐怕如今的文学作者无法能够体味到。从此，我记住了发表我处女作的编辑名字：黄志平。过了两年，耒阳报社吸收我为通讯员，参加了一次通讯员培训班，我得以认识黄志平、倪介江、徐望杰、许焕杰、谭功宝、谷义群、谷经农、李无我、谢不杂、陈仙贵。我也开始了解到，他们都是四零后、五零后、六零后，老中青三代文学作者结合。他们经常在各级报刊发表作品，倪介江、徐望杰老师出版了多部诗文集；许焕杰创作的报告文学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还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蔡伦》等多部文集；谭功宝是衡阳市杂文学会副会长，写杂文全省闻名；谷义群在全国多次获奖，其中首次荣获中国新闻奖。谷经农老师也是著作等身。今天的耒阳年轻一代，对于李无我、谢不杂这样的古怪名字，肯定感觉陌生。倘若穿越历史时空，重回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当时的耒阳文学界，在湖南省邮政系统，他俩都是响当当的大才子。他俩的作品，经常同时出现在《耒阳报》。

追忆九十年代的耒阳文学，忘不了这一群坚守者。文学随着文化转型进入到九十年代，文学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我认为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年是一个分水岭，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一切向钱看取代了传统价值观，对文化、对文学、对知识精英和文学作者，形成很大的冲击。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和位置趋向“边缘化”，文学创作从八十年代的高峰跌入了低谷。作家的光环日益黯淡，许多作家开始对自身的价值、曾经持有的文化观念，产生怀疑，觉得文学无用，做文人清贫，纷纷弃笔下海，去了广东沿海城市和海南岛发展。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剧烈转变，人们一切向钱看，青少年不再崇拜作家、诗人，转而崇拜明星、歌星、影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文学走向了“边缘化”，众多业余作者不得不放弃了文学的梦想，毅然走上打工、经商、创业之路。依然有少数的作家和业余作者坚持在贫穷的文学园地，以朝圣一样的姿势依然在坚守，坚持在文学的道路上孤独前行，并且视为人生的梦想。当时的耒阳，以“耒阳报蔡池副刊”为平台，吸引、聚拢着大约五六十位业余作者，包括报社几个热爱文学的编辑、记者，以及一批骨干通讯员。他们主要是以《耒阳报》蔡池副刊为发表作品的阵地，涉及诗歌、散文、小小说、杂文，都是一两千字的豆腐块为主。这些作者，我熟悉的有：陈徐德、东方学、谷经农、谷爱武、雷秀明、卜异琼、李无我、谢不杂、欧阳正平、陈平荣、谢湘南、徐玉成、成家谅、李为民、徐望仁、谭亚平、朱朝生、谢恒美、王颖、贺荣、曹抗生、童佳兰、黄正军，以及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文秘、宣传、新闻写作人员，也写点文学作品。我熟悉的有：谭才余、蒋能清、李爱成、李为民、李柏芳、陈平荣、贺志强、刘靖华。我们积极参加报社组织的各种活动，热情地讨论文学。我们在很多人眼中，属于“另类青年”。听说谭功宝老师当初为了文学的梦想，居然放弃耒阳电厂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调到耒阳报社当编辑。他这个举动让我感觉到一种震撼。那个时候，有点文学成就的业余作者（笔杆子）还是吃香的，不少人受到领导器重和赏识，得以进入了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有的如今混得了一官半职。我想，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吧！

追忆九十年代的耒阳文学，无法忘怀那段苦难经历。我深受八十年代文学热潮的影响，梦想在小城耒阳端上“铁饭碗”，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为了这个梦想，我不惜在年7月从衡阳成人中专毕业后，放弃南下闯荡的历史机遇，宁愿露宿耒阳街头，烧锅炉、搞建筑、摆书摊，跑到水泥厂搬运石头、水泥，吃尽苦头，历尽坎坷，只为了能够拥有一个城市户口、拥有一份正式工作。我咬紧牙关，做了三年的苦力，终于，在年通过招工成为水泥厂的工人。我从此苦尽甜来，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每天三班倒上班之余，就是看书、写作。我积极参加耒阳报社的一年一度的骨干通讯员培训班，得以有机会结识本市越来越多的大名鼎鼎的前辈老师。每到夜晚，别的工友都早早休息了，我拖着疲惫埋头在灯下苦读，纸上苦写，痴迷着“爬格子”。耒阳报社的黄志平、谭功宝、谷经农、段艾珍等老师们，也经常对我指点。我的名字随着豆腐块（千字文、小诗），开始经常出现在《耒阳报》蔡池副刊，出现在《衡阳日报》副刊，有的还登上了《小溪流》、《文苑》、《青年文学》、《湖南文学》等纯文学杂志。每次看到散发墨香的报纸，每次收到远方邮寄来的样刊和微薄金额的稿费单，我内心充满了喜悦和自豪感。有人曾经对我说，假如我不留在耒阳发展，而是选择去沿海，一定不会吃这么多的苦，甚至可能会有个更美好的前程。我曾经渴望进入耒阳报社工作，可惜未能如愿。我和文友徐望仁、谭亚平报名参加了耒阳电视台招聘记者考试，也梦想落空。年，由于企业改制下岗，不得不走向经商的道路，迫于生计放弃了文学。年，在谷经农老师的推荐下，进入交警大队写材料。当时因为要学习写材料，无暇顾及文学创作。一直到年3月以后，我到了公安局工作，在繁忙的写公文之余，开始重拾文学的梦想。

追忆九十年代的耒阳文学，一幕幕场景浮现在脑海。年夏天，《文苑》杂志发表我的短篇小说《山路弯弯》，这是我第一次在地区级别的纯文学刊物发表小说，增加了我对文学的信心。那期刊物，还刊登了一位农村作者的小说。这位作者，因为发表了几篇小说，被破格录用为乡政府文化站辅导员，这让迷茫中的我意识到文学可以改变农村青年的命运。年秋，我和谭功宝、谢不杂、李无我、谷义群、谢恒美等十几个文学青年，聚集在谢恒美家中，商量成立耒阳市青年文学会。大家公推谭功宝担任会长，聘请雷群明担任顾问。记得是我负责联系雷群明先生，先生时任上海学林出版社社长，是全国知名作家，我写了一封信过去，讲述自己和一帮文学青年雄心壮志要振兴耒阳文学事业，雷群明先生及时回信给我，信中充满了鼓励。不过先生谢绝了担任顾问，他在信中大意说：“我人在上海，不能也无暇顾及对青年文学会的指导，实际就会顾而不问，还是不要当顾问吧。”雷先生为此寄来一副题词，算是勉励。由于种种原因，耒阳市青年文学会夭折。年夏，我拿着《小溪流》杂志副主编李振威老师的信，找到已经担任耒阳市文化局局长的许焕杰，恳请他对我的中篇小说《那一片枫林》进行指点。许焕杰先生热情接待了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语，介绍文学专干赖红红给我认识，请他辅导。谭功宝、谷经农老师对我投稿的副刊作品多有指点。倪介江、徐望杰两位老前辈，与我成了忘年交。谭功宝、谷经农、梁莹玉、朱朝生、谢不杂、李无我、徐望仁，他们至今是我的好友。

追忆九十年代的耒阳文学，我感慨今天网络文学的空前繁荣。在今天的耒阳，活跃的网络作家、写手，起码有五六百甚至上千人。还有，九十年代，耒阳没有文联，没有作协，今天文学类协会就有几个，每个协会有会员近百人，其中诗词协会有会员几百人。相比九十年代我们那几十人的骨干通讯员队伍，如今的耒阳文学创作队伍算是庞大。当然，不只是耒阳，在湖南，在全国，都是一样。文学又回到了八十年代热闹非凡的样子，人人都能在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