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当今文坛最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之一，他念过八年医学院，当过麦肯锡合伙人，一向擅长在社交网络制造流行语汇，譬如“肿胀”、“油腻”、“春风十里不如你”。他身份多元，是诗人、作家、也是医生、商人、古器物爱好者。见过冯唐的人都惊讶于他本人的谦和与文字的恣意形成的巨大反差，而这种反差的根源也许就来自个性截然相反的父母对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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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可凡：你在这个散文当中经常会说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你觉得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父母那种截然不同的个性，给你自己的这种人格的形成，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冯唐：我觉得我爸和我妈是两个极端的人，我爸我觉得他汉语都不太会说，他从印尼出生，长到18岁回国。他也不爱说话，一天说个四五句，就个位数的话。我妈她是说话就像呼吸一样，是她一种生活方式，我看她说话有时候经常想起鱼缸里那个鱼，一直在张着嘴。我哥我姐，我们自己在群里聊天，他们一致认为，其实三个孩子里边，最像我妈的是我。有可能是说，一、非常好胜，特别是年轻时候特别好胜；二、是你如果逼我说，我是能说好多话的，虽然不像她那么爱说话；三、如果让我刻薄的话，我也能刻薄，也像我妈似的那么刻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是很感谢我爸给我的影响，我觉得如果是我只有我这么一个妈，那有可能一条路走到黑，可能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曹可凡：比较极端。

冯唐：一条路这么走下去了。我爸非常“佛性”的，我爸少年时代，是有过很多好生活，我后来才知道什么叫凤头自行车，什么叫蔡司镜头，莱卡相机，我是后来，很后来才知道。他那些东西都玩过，都接触过。他跟我妈的三观是相差非常远的，他觉得我蒸好一条鱼，然后能中午睡个觉，安安静静看十页武侠小说，就是很美好的事情。我妈说，那世界为什么没有因你而改变呢？两人的价值观全是反的。我觉得他们俩给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是到了很后来，觉得这两边都有它对的地方。实际上是一回事，就是做小事的不要看不起做大事的，做大事的不要看不起小快乐，其实这都是可能构成一个人的很丰富的两个部分。

从小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冯唐无疑是属于这个城市的，提起北京的作家我们会想到老舍、王朔、阿城、王小波、石康等等，特有的生活场景、民俗文化、地域性格都成为了他们标识自己京籍作家身份的方式，而对冯唐来说，北京则是他看世界的一种角度。

曹可凡：其实读你的书，我们只要翻上这么几页，不看你的名字就知道，你一定是北京人，所以你觉得京城的这种文化，对你后来写作产生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冯唐：我之前也是对于地理位置、地理区域这件事，原来是没有自觉的，都是无意识在做的。包括我第一个三部曲，叫《北京三部曲》，它实际上是写一个年轻人，年轻男性15岁到30岁，北京的相当于年到年这15年，这个男生15岁到30这么一段过程。最近几年我想，一、我还是蛮幸运的，在一个飞速变化的中国，我生在一个首都的一角，有非常一手的信息的收集。我当时小时候长大、生活，也是在这个附近，就它是北京叫南城，就它不像长安街以北，东城西城这么权力聚积，你有一个相对超脱，相对的脱离感，一个更旁观、更冷静的视角。这也是为什么天坛搁在南城，它实际上是，这块是让你想一想，除了人世间这种倾轧、纠结、拧巴，还有天，还有星星，还有云彩。我觉得第二块涉及审美，故宫离这不到三公里路，不到四公里。就是你看到这些古代最经典的审美，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样是美的。它虽然不同介质，美有可能有变化，但是你怎么搭文字，文字怎么搁结构，怎么安排句子，怎么安排段落，其实它有一些潜移默化的相关关系的。我觉得第三个，是所谓的真和善吧，这个真来自于历史感，这个历史感它毕竟是元明清三代的首都。这么长的历史，你可以看到延着时间轴，哪些人性是不变的，哪些人性是怎么变化和起伏的。我觉得对于一个小说作家，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其实这儿有好多的容易给你的体会，尺度很大，像这些事，我觉得也可能，如果我生在长在一个县城，相对来说比较难理解这个。

曹可凡：我们说起这个北京籍的作家，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舍先生。那我们同时代的像王朔、阿城、王小波，都是很有代表性。你是怎么看待这些北京籍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

冯唐：我觉得作家有很多类，但是一个作家最好是有自己一个地理空间，这个地理空间有点像一个植物，哪怕有一个花盆，如果没有花盆，最好是有一块土地，能让他把这个根扎下去，把叶子长出来，把花开起来。四季的变化，这些不同人的变化，都能被他深深给捕捉到，然后再表达出来。你说像王朔，比较好的作品，你看像《动物凶猛》，街头出现的情况，就是你能感觉到那个时候的空气、阳光、水这些东西。所谓的京味并不是说每回都带儿化音等等，你看我说话，其实就没有太多的儿化音。

曹可凡：对。

冯唐：而是我觉得就说，这个地方的特征是什么，反映到内容上，反映到智慧上，也反映在这个文字本身应该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和特点，我觉得这个反而是一个作家，无论是不是在北京，需要很有意识去想的事。

曹可凡：那其实很有意思，成为作家，特别成为大作家的人当中，有不少都是从医学改行的，所以现在回想起来你在协和那段读医学的生涯，对后来从事文字工作，这个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在的关系？

冯唐：我觉得有几个层面吧，一个层面，学医在很大程度上像是素描，像是练素描，让一个作者对人的一些基本状况有个非常科学的了解。比如说我们叫大体解剖，然后他的疾病、生老病死，这些都是医生要直接面对的。比如说我写一个女生，我的精准度很有可能比一个没学过解剖，没学过组织学，没学过病理、生理学的人要精准。然后二，我觉得是对人性的观察，到医疗这个环境，真是面对着生老病死，特别是死亡，特别是严重疾病，特别是你会发现你身体一部分不是你的了，或跟以前有大不一样的时候，你对人性的思考、观察、会更多一些，我觉得有可能会更本质一点。

曹可凡：死亡是作为医生来说，你可能每天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尤其是你是做妇产科，卵巢癌的这个研究，通常卵巢癌的患者当她发现病症以后，一定都是处在一个相对晚期，所以要挽救她们的疾病就会非常困难。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是对生死有更多的了悟？

冯唐：最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觉得你已经掌握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药，诊断又非常清楚，你没有耽误一天时间，但病人该死还得死。后来就觉得说，那为什么要因为这事挣扎呢？这就是生命的一部分，就像有花开就必然有花落，要不然这个世界整天充满着各种开的花也很烦。跳回来看，就是既然死是必然的，那活着的时候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执念呢，何必呢？为什么一定有那么多的忌讳呢，何必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满呢，何必呢？反而是这种感觉。

冯唐的医学院生活除了直面生死，还离不开武侠小说。中学时代的他就一度沉迷于这种华人最喜闻乐见的类型文学，对梁羽生、金庸、古龙如数家珍。大学时他开始在宿舍里模仿古龙的笔法写武侠，署名：古龙名著、古龙巨著，换钱，换酒。江湖世界的快意恩仇也成为了他人生中一抹特别的色彩。

曹可凡：你也对金庸跟古龙做了一个评价，那就是大师跟才子的这个区别。你是怎么解读这两个人所谓大师跟才子的定位？

冯唐：金庸自己就有过一个比喻，叫屠龙刀跟倚天剑，屠龙刀就是那种厚重的，能带千军万马的，能用内力驱动的。倚天剑可能就一个人，有可能就两三个人，一个很小的团队，可能一剑封喉，就把一个人干掉了。屠龙刀可能是能够指挥千军万马、攻城掠地这么一种区别。我觉得金庸应该是深受中国章回小说的影响，受西方小说的影响，人物的设置、编排、故事的起承转合，都非常，不能说平稳，而是说非常有章法，像是一个能够立在那儿的这么一个所谓的大师。你挑他大毛病，很难挑出来。但是大师的问题，就我纯个人观点，我有可能读的时候不会超级兴奋，甚至我有可能不会再去读。然后古龙，我是30年前、20年前看他的东西，我都会觉得太糙了吧，前后都连不上，这个故事情节都无法解释，有很多矛盾冲突，有很多毛糙的地方。他自己也承认，他是一个酒鬼，他最后也是喝酒死的。他经常会被人逼稿，逼稿之后他就狂写、瞎写，速度一快有可能就出现这种问题。好了，但是你看的过程，如果你放松对逻辑和常识的要求，你读得很开心。二，你有时候不想动脑子的时候，也想重新抓起来再看一遍。然后三，你会觉得里边的人物很性情，它像一杯酒，不像一瓶水，我就觉得，在生命中最让我们感动的一些事、一些人，反而是充满问题和弱点的人和事，而不是说看上去啥问题都没有的，没有矛盾的，没有弱点的，没有错处的，我觉得反而不是这样。

写作之外的冯唐是高管张海鹏，学生时代带给他的不仅是治病救人的手艺，还有严格的自律精神。毕业后冯唐没有选择当医生，而是申请了MBA到国外留学，又以出色的表现进入麦肯锡咨询公司，并用了6年做到了全球董事合伙人。写作成为这个善于成事的天才纾解工作压力的方式。

曹可凡：你刚才说到那时候在麦肯锡每周工作差不多有？

冯唐：80小时。

曹可凡：80个小时，那是很厉害的，工作量是特别大的。在那种情况下你还写作，所以你把写作是看成你特别执念的一个部分，还是说实际上写作对你来说是忙完一天工作之后，是另外的一种精神上的疏解，是一种放松？

冯唐：早期可能很多的工作是写东西，做访谈，现在更多的工作有可能是吃饭，就是有可能是谈事，可能性质有点差异。不变的是写作的习惯，和写作的追求。就周末写短文，我现在有两个专栏，然后休假的时候，特别是在春节这个大假，这段时间每年就拿来写长一点的东西，比如说像《成事》，比如说所有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那时候写的。简单的大数据呈现是年到现在，差不多平均一年半到两年一本书，基本是这个速度，就一点也没停，但是根本也没法加快了，我就这么大能力了。从这个角度上，这个稳定性很像一个职业选手，你说为什么要写？其实最早到现在都有一个强烈的表达欲，我觉得这本书世界上还没有，我觉得应该给它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或许能帮别人减少点痛苦，也帮自己在过程中减少点痛苦。第二个原因，我觉得有换脑子的嫌疑，就是当你在一个日常的商业活动中时间太长了，有时候觉得日子比较无聊，日子过得太快，日子过得太窄，你那样跳出来，把日子经历的东西重新再想一遍，重新再用文学的方式表达一下，甚至像《成事》这种非文学的方式表达一下，我就感觉是相当于再活一遍，相当于你一个人活两辈子。我觉得第三，也有一些妄念，这些妄念包括对不朽的妄念，立言而不朽的妄念；包括我写个诗，20年了、30年了，别人还在念叨着，然后还在商品上在用着，我觉得这种给自己这种小的快乐，都有一些。

曹可凡：所以你说想到如果年之后还有人读我的文字，就会偷着乐。

冯唐：对，但这个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个怎么能确定呢，我想试着往这个方向去写写，这样。

曹可凡：作为读者，我们在读您的作品的时候，往往是觉得从文字上来讲是特立独行的，而且是不按常理出牌的。可是你自己却说，其实自己的写作是接续了很多的正统，司马迁、《世说新语》、张岱的文脉，也试图去拓展这个汉语写作的极限。为什么我们读者跟作者之间在认知上是有一些差异的？

冯唐：最大的原因，也非常简单，因为是读者读书读得太少，其实他们如果读得多一点，他会发现，一、文字行文有这样的质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不经过长期的阅读和写作，是出不来的。二、文章能够兼容并蓄现在的，我老说这三个源头，一个是中国古汉语阅读，现代的街头的口头汉语，西方的这种遣词造句的方式方法，再加上我自己的天生的一些节奏感，形成我语言风格。一个作家的文章，你翻个三四篇，就像你说的，按住这个名字，我都大致知道是谁写的。其实是很难得、很可贵的一个东西，我觉得这点上我是觉得非常幸运的。我觉得第三，多数写作者，实际上要不然就是没有原来的中文古汉语和西语的修养，要不然就故意回避这种东西，还有一些不良影响，说来有可能会得罪一点点人吧，一些不好文章的陋习，就是看上去似乎很典雅，但是你细问，都一塌糊涂，背后全是空的。简单地说，当一个比较真诚的自然自我、自由自在的东西出来，有些读者会有不适感。

曹可凡：谢谢冯唐兄，特别高兴。

冯唐：感谢感谢，谢谢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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