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生梦死”的倪匡
文
孙德喜
许多读者看了这标题可能大吃一惊：你怎么能如此贬斥鼎鼎大名的香港作家倪匡呢？其实，这不是我要贬斥他，而是他自己说的，我不过是借用一下而已。倪匡在与朋友交谈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做人最好就是醉生梦死。醉生，每天喝醉；梦死，在做梦的时候死去。这样过日子，多幸福。”（倪匡口述，江迅:《风雨平生：倪匡传》，INK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有限公司年版，第页。本文后面所引该著文字均只标注页码）倪匡的这番话是他以幽默的方式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他所说的“醉生”，并非那种稀里糊涂地不问是非，没有志向，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而是指充分地享受生活，无拘无束，极大地发挥自己的才干，活出精彩，活出味道来；而他的“梦死”，是对生命终结的最理想的想象──在睡梦中离开这个生活过的时间，既让自己没有痛苦，也不会因自己晚年疾病而拖累家人。
由于拥有这样乐观的人生态度，倪匡性格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的“哈哈哈哈”大笑。《倪匡传》一开始就对传主的这一特性作了描绘：“一般人大笑，只是‘哈哈’，两声，最多‘哈哈哈’，三声。倪匡的招牌大笑，却是‘哈哈哈哈’，四声，就是比别人多了一两个‘哈’。”（第9页）接着，传记进一步描述了倪匡的这一性格：“倪匡是天生笑匠。读者试闭目一想，倪匡是怎样一副长相，一副深深的近视眼镜，双眼眯着成一条线，配上娃娃型的笑脸，仅仅这一重任扮相已是天生惹笑的轮廓，声未闻已是笑意已生，一张嘴，以绝对不纯的粤语，表述这如珠笑语。”（第9页）同时，《倪匡传》以诗的语言对传主的这种“哈哈哈哈”的乐天特性大加礼赞。而倪匡的这种特性是他对获得人生自由与巨大成功的一种回应和报答。
每个人都不是天生的成功者，也不是天生的获得自由，而是自己人生道路选择的结果。倪匡年生于上海，等到他刚刚成为青年时，正遇到改朝换代的巨大社会变革。本来他完全可以与父母一道前往香港定居，但是他受那个时代的感召而留了下来，于是他报名参加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招生考试。这并不是他对这个时代的政治有什么理解和认同，而是他既有一颗好奇心，又有顽皮的性格，他就想到外面闯荡，看一看大千世界。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不是什么正规大学，只是革命干部培训学校，所以对文化没有太高的要求，以倪匡的才华考这样的学校实在是小菜一碟。在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仅仅学习了3个月，倪匡就被分配到公安部门当干警。这简直是命运与倪匡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以他这样“一副吊儿郎当的模样”（第50页）实在不配公安干警的身份。
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出问题。他擅自养狼狗竟把上级领导咬伤了，他为了抵御严寒竟然拆了木桥来烤火，他在批判会上为以测量仪为武器抵御恶狼袭击的测量员辩护，他还“经常忍不住跟上级争拗”（第33页），……倪匡的这种性格既与他的警察身份不合，又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虽然他没有主观挑战现实的意图，也没有必要与环境过不去，但是他的性格却总是将他与现实对立起来。“倪匡从小生性活泼，年轻时，意识单纯，政治上近乎糊涂。他最不喜欢受约束，不爱争胜负，最讨厌正儿八经，也绝不会道貌岸然。这些日子来，他渐渐意识到共产党种种不合理的行为，跟宣传的自由、民主、平等完全不是一回事，事无大小要汇报思想，开会检讨，……”（第33页）这就决定了倪匡必然与他所处的环境发生冲突。
然而在这冲突中，倪匡是没有准备的，而且处于劣势，而环境则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这样严重不对等的冲突，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倪匡被单独流放在一个远离集体的小屋里，作为砧上之肉，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宰割。幸亏他有一位非常贴心的朋友提醒并帮助他逃脱，否则其厄运是毫无悬念的。他在朋友的帮助下走上了逃亡的道路。这场逃亡虽然充满着危险和艰辛，但是他毕竟不再是待狩的猎物。当他踏上了澳门土地并去了香港时，他得到了自由。“他追崇个人自由，人应该生活在一个有个体自由的社会中，身体和思想不受伤害。倪匡躺在维多利亚公园草坪上，望着蓝天白云，伸手伸脚，深深呼吸，倍感自由，完全没有人干涉，自出自入，为所欲为，自由完全不受干扰，一个‘无灾无难’的自由人，是倪匡最向往的。”（第97页）现在，倪匡所向往的变成了现实。
在自由的香港，倪匡那天马行空、毫无拘束的特性得到了非常充分的发挥。他在经过短暂的适应了环境之后，写作进入了极其自由的境界。当他投入写作时，文思如流水汩汩流出，源源不绝，似乎根本不用构思和斟酌，更不知道许多作家那样等待灵感到来时的焦躁是怎么回事。他写得是那么顺畅，几乎不用思考，信笔写作，而且写成后不再修改，直接送去排版印刷。据了解，倪匡一写作就进入状态，“他写作速度最高纪录是一小时五千字，用他的话说，那是所谓‘革命加拼命’的速度。最慢也有一小时二千五百字。”（第页）传记中的描述虽然有夸大的可能，但是倪匡的写作速度快是不用置疑的。
倪匡虽然说到“革命加拼命”，但是他的极其自由的写作也是不用怀疑的。不仅写作快，倪匡读书和说话也都很快，快的速度同样令人咋舌，他“最快一天能阅读二十万字的小说”（第页），“有人统计说，倪匡说话最快纪录是五秒三句”（第页）。倪匡的“快”既是他头脑十分好使，运转超常快，又是他精神自由的真实表现，如果没有精神自由，就可能瞻前顾后，头脑里少不了许多顾忌，说话吞吞吐吐，怎么快得起来？如果心怀恐惧，总是担心不慎招惹灾祸，无论是说话，还是写作又怎么能淋漓尽致，挥洒自如？
倪匡经过一番打拼，他以科幻小说和武侠小说创作在香港文坛和全世界华人读者中获得了巨大声誉，而且还得到了相当丰厚的经济报酬，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因而日子也就过得十分潇洒。倪匡在给好朋友古龙所撰的讣告中总结逝者的人生时写道：古龙“酷噬醇酒，迷恋美女，渴望快乐。”（第页）倪匡说的是朋友古龙的特性，其实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写照。首先，倪匡对爱情和性的理解与众不同，显示了他同样对美女的迷恋。他在回答朋友提问时非常坦率地说：“男女之间之所以会互相吸引，完全是一种性的荷尔蒙在发生作用。男女在自然进化的发展中，就是为了繁殖下一代。看男女如何浪漫、缠绵，都只是为了达到性交的目的。”（第页）“男女之间的友情，都是不存在的，终极关系一定是性。”（第页）“我对爱情很专一，思想、灵魂都非常专一，只是身体不专一而已。”（第页）
他还说：“有些人精力旺盛，是天生下来播种的，叫他们怎么停得下来？我们年纪大了，配额用完了，就自然没有这种事，风流可以解释为玩得上档次，玩得高尚，吟诗作对也行，性行为也行，性行为是用来传宗接代的，无可厚非。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都可叫作风流，这是双方愿意的事，对方不愿意的情况下硬来，这才叫下流。”（第页）“说什么男女关系不正常，一般人认为的正常，是多数人依照一个方式去做罢了。少数人呢，只要他们自己喜欢，就是正常，不必少数服从多数。三妻四妾也是正常的。不过，在美国就不行了，再有钱，一个老婆分一半，被女人告到仆街为止。将来用什么方式恋爱，今天的我们没办法想象，也许我们看了会晕过去，就像一千年前的人看到我们今天的相爱，也会昏过去一样。”（第-页）
古龙和倪匡
倪匡还有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倡中学生去嫖娼，他认为：“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对异性总有一种天生的好奇，但他们没有机会接触裸体女性。应该给他们近距离欣赏、近距离接触。否则在青春萌动期，他们没有地方发泄，只会轻薄女同学。如果两三个同学凑钱到‘一楼一凤’嫖妓，女人是怎么一回事都清清楚楚了，对他们的成长一点坏处也没有。很多事不应该限制，愈压抑，愈是反效果。”（第-页）倪匡还认为：“女人永远无法明白男人为什么要去嫖妓？尤其是现代女性，更是一知半解，总说男人对她们不忠。其实‘忠’字最不通。‘忠’字只在主奴关系中出现。夫妻关系并不存在‘忠’字，只存在‘爱’字。”（第页）“所有女人都要求男人忠于她们，以为男人喜欢她们就会忠于她们。
基本上，一个男人喜欢一个女人，却又同时与其他异性发生关系，这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女人就是不明白。我很欣赏那个女校长的行为，我觉得这样做没问题。我的英文不好，但我知道有句话叫：“SoWhat?”那又怎么样，你管得着吗？哈哈哈……中国人的社会观念太守旧，性好像是一种忌讳，其实是一件寻常的事。与人发生性关系，就好像跟人握手没分别，都是问题接触。中国社会就是不开放，仍停留在女性会吃亏、容易怀孕或患性病的陈腐观念上，香港的情况比内地更保守。”（第页）
以上花了很大的篇幅转录倪匡的言论，意在说明他的思想观念非常自由，而且自由得令许多人瞠目结舌，甚至难以接受。且不说他的这些看法是否正确，但是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思想观念。他在这些言论中所表达的观点既将性欲、爱剥离开来，将爱与忠加以区别，又体现了对生活所持的尽情享受的观念。这就是说，人在生活中不应压抑和约束自己，应该完全放开，自由享受。
在《倪匡传》中，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对于倪匡与他太太李果珍之外的异性之间的性关系的描述，但是根据他的思想观念可以推断他很可能有婚外性关系，只是由于传记作者考虑到读者的接受而予以回避。不过，我们可以从某些方面得到旁证，他在美国居住的十多年里，“总共搜集了五千多部A片录影带。他承认看了三百部。初到美国，他看见每一家影碟商店都有个角落卖色情碟，他一阵窃喜，像发现什么宝藏。那时还流行LD，他不时入货，常常买看。后来LD被DVD取代，倪匡也就渐渐买得多而看得少了。
他的观点是，欣赏A片，本身并无害处，每人都有权利看他们有兴趣知道的事情。倪匡还有搜集写真集的癖好，身在美国，仍捧舒淇的场，认为她的身材比例最好。她的几本写真集，倪匡都买齐了。”（第页）。说到倪匡买了五千多部A片，是不是夸张，不得而知，但是数量可观是肯定的，也就是说比一般人所收藏的要多得多，但是他究竟看了多少，同样难以统计，倪匡不可能为自己每一次看A片做一次记录，他所说的三百部，未必准确。但是我们可以从他的收藏与观看色情片和女明星写真集来看。他不只是过一过眼瘾，很有可能将A片的细节和技巧付诸实践。
倪匡在生活的其他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的自由，非常的洒脱。倪匡吸烟令人难以想象的多，据《倪匡传》记述，他“从十六岁起开始吸烟，他又过三十五年烟龄，最高记录一天五包烟，早晨在床上睁开眼便吸烟，刷牙时都吸烟不停，晚上上床前最后一件事也是吸烟，家里所有可以站的、坐的位置，伸出手都要触及烟灰缸，烟灰缸更是天天塞满烟蒂，家佣每天要清理数次。”（第页）倪匡肯定知道吸烟有害，影响身体健康，但是他还是要抽烟，而且抽得很厉害，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日常抽烟量，其原因大概就是他不想在生活中受到拘束，他觉得只要生活得痛快潇洒就行，至于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他是不作考虑的。
不仅吸烟完全随心所欲，就是喝酒也是如此，他有一段时间，“一天至少喝一公升XO,……”（第页）“他曾经在一天里喝下一点七五公升的伏特加，即差不多两瓶，他要喝烈酒，白兰地已不足以‘顶瘾’了。”（第页）“有人问倪匡：‘你最喜欢喝什么酒？酒名叫什么？’倪匡答：‘叫“再来一杯”。’”（第页）倪匡以幽默的方式表明自己喜欢喝酒，而且他的酒量还不小。其实，酒量大小无关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豪饮，当然这得以一定的酒量为基础。正因为他嗜酒，才有许多关于他喝酒的笑话在坊间流传（《倪匡传》就叙述了不少关于传主喝酒闹笑的传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他颇具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风采。不过，他与李白最大的不同在于，李白常常喝的是闷酒，是“以酒浇愁”，而倪匡的喝酒是在痛快淋漓中寻求醉意，是精神的放达与灵魂的飘逸，是自由与豪放的表现。
至于吃，倪匡同样求的是一种痛快。中年以后的倪匡身体渐渐胖了起来，于是有人劝他减肥，他干脆拒绝：“减肥？减来给谁看？”（第页）他还有一句名言：“吃了再说。”（第页）说到底，倪匡就是不想为某种框框条条约束自己的生活，只要自己活得痛快就好。倪匡后来体重达到磅，而他并没有停下他对美味佳肴的享受。他说：“又胖了，整天想吃甜的东西，比以前又加重了几公斤。老了，要胖就让它胖吧。有得吃就要拼命吃，看我那副食相。吃到撑饱肚子为止，这是我在大陆的劳改时那些人教我的。吃进肚子里，什么马克思主义都拿不走它。”（第页）在倪匡这里，颇有点及时行乐的意味。
倪匡曾经遇到过一位美国医生，这位医生对他说：“戒什么口，哪有那么多时间去戒口？有病就吃几粒药就是了。人生短短几十年，做你喜欢做的。做人，做不喜欢做的，很容易；要做自己喜欢的，真难。”（第页）医生的这番话，“倪匡听得一愣一愣，连连点头。”（第页）医生所表达的其实正是倪匡的生活观，或者说这位医生该是倪匡的知己，他太理解倪匡了。
但是，就在倪匡充分享受生活，享受人生乐趣，自由自在，毫无拘束地生活下去的时候，他终有一天遇到了上苍对他的限制──他的人生“配额”用完了，他无法再痛痛快快地写作与享受生活了。所谓“配额”，就是倪匡觉得每个人在这世界上所享受的都是由上帝分配的一定数额，享受达到这个数额就没有再供享受了。倪匡最先感到“配额”用尽的是他的戒烟。他自16岁开始吸烟，吸了35年，突然有一天，他居然戒烟了。而且他的戒烟没有任何外界的强制力量。这一天，“他自我感觉‘听到’上帝给他的信息，他解释说是听觉神经受某种力量的影响，直接使他收到外来传递的信息，这与从耳朵听到的不一样。这个‘信息’就是‘你吸烟的配额用完了，可以不吸烟了’，倪匡坦承，起初不明白其意思，连续听到三次，然后他恍然大悟，想通了，……”（第-页）
从此，倪匡居然不再吸烟了，持续了35年的烟瘾竟然一下子就断了，决不像一些人戒烟戒得拖泥带水，十分痛苦。吸烟“配额”用完了，喝酒的“配额”同样也用完了，他的写作与性的“配额”也都用完了，到后来他患了痛风，就连“吃的配额也用完了”（第页）。这些“配额”用完了，对于许多人来说，感到的可能是痛苦，没有了“配额”便没有享乐，人生的意义也就没有了，剩下的可能就是等死。但是，倪匡并没有这样的感觉，他依然是乐呵呵的，随时都可能听到他爽朗的“哈哈哈哈”的笑声，他不仅享受过可以享受的一切，不仅得到过极其自由的人生痛快，而且非常坦然地面对人生“配额”的用尽，他没有抱怨上帝给的“配额”太少，或者收得太早，没有忧虑没有了这些“配额”之后究竟怎样生活，他还可能从中国传统的道家文化获得新的人生态度“顺其自然”，而“顺其自然”其实也是一种自由，这大概就是倪匡高妙的人生哲学，人生智慧吧！
于扬州存思屋
孙德喜：《独立作家》专栏作家。年生，男，江苏淮安人，武汉大学毕业，文学博士，扬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