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年，王安石在浙江鄞县知县任满回江西临川故里时，途经杭州，写下此诗，这首名诗便是他初涉宦海之作。

那一年，30岁的他，正值壮年，抱负不凡，借登飞来峰一抒胸臆，表达宽阔情怀，亦可看作他实行新法的前奏。

他年少成名，政治仕途却可谓大起大落：庆历二年（年）21岁便进士及第，后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追赠太傅。绍圣元年（年），获谥“文”，故世称王文公。

也许有人对他的变法颇有争议，但没有会反对他在文学上的才情与突出成就，他的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他的诗歌“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更是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

一个士大夫文人用诗歌与文字所营造出特有的情致世界，哪怕是我们今人也会心心念念的精神家园。

能够亲睹世代传承下来这位北宋时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所著的诗文集，不失为一件幸事。王安石的诗文集，始编于北宋末薛昂等人，只可惜但早已散佚。

现传世的有两种：一种是明代嘉靖二十五年及嘉靖三十九年刻本《临川先生文集》卷，源于南宋绍兴年间詹大和刻本，即所谓临川本；另一种是南宋龙舒刻本《王文公文集》，也是卷，但篇目、编次与临川本不同，且只剩两个残本。中国境内自民国时期的记载仅存76卷，其中现有72卷藏于上海博物馆，其余四卷一直下落不明。

南宋龙舒刻本《王文公文集》在近代的流传故事也颇为传奇：原藏清內阁大库，光绪年间为宝应刘启瑞氏所得，藏之于“食旧德斋”。年前后，民国时期著名藏书家傅增湘多次致信时任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先生，反复商讨刘启瑞食旧德斋藏本与日本图书寮藏本合印出版的事情。但是，不久之后刘启瑞将其藏书卖出，先后转入南浔、南通等地藏书家手中，合印之事随之搁置，直到年才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得以实现。年代初《王文公文集》现身在香港书店，目录版本、文物鉴别学家徐森玉和国家古代书画“五人鉴定小组”组长谢稚柳委托旅居香港的书画收藏大家王南屏购回。年11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报告上作了批语，上海市文管会第二次向上级写报告，连同全国书画巡回鉴定组的意见，一并报送北京。十一月二十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报告上作了批语后，又将报告批转给总理赵紫阳和副总理姚依林。谷牧的批转文字为:

“这是一件大好事，已酝酿了一年多，需要抓緊时间，快办，办好。已经落实，归私人所有的明清书画二百件去换回国内根本没有、全世界也不会有的王安石手书经卷和“孤本”书，何乐而不为？请紫阳、依林同志批。”

赵紫阳、姚依林接到报告，于十一月ニ十一日即画圈批准。历经十年动乱和种种坎坷，年，王南屏夫人房淑嫣女士将宋版龙舒本《王文公文集》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从此化私为公，成就国宝回归。

宋版《王文公集》早已成稀世之珍，而沉埋在书叶内的宋人墨迹更属宝中之宝，而今，奇珍重见：三卷宋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宋人佚简》即将在永樂首拍中隆重登场，引发学界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