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夏
编者按
金庸笔下，无论江湖豪客还是正派大侠，几乎没有不爱交朋友的。换句话说，都挺喜欢拓展自己的朋友圈。像少林方丈、武当掌门、丐帮帮主这类朋友圈广到无边无际的江湖大佬，只要一露面，差不多是人人点赞、句句转发的节奏。韦小宝这种小流氓，干脆同时和天地会、康熙、神龙教互加，体制内外都朋友众多，所以最后能在通吃岛上做他的通吃伯。
金庸虽然多次老实坦白自己与书中男主角并不相像，“我肯定不是乔峰，也不是陈家洛，更不是韦小宝”，但爱交朋友这一点，倒是毫无二致的。金庸大名满天下，金庸朋友也是满天下。
同学圈：结交了最好的朋友
《明报》是现今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是年查良镛（即金庸）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的。
金庸曾经说过：“我最要好的朋友，都是中学时代结交的，那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住同一个宿舍，一起上课学习，生活亲密。这些好朋友现在还经常联系，争取机会见面。”
《明报》原总经理沈宝新，肯定是这些朋友当中的一个。沈宝新与金庸是初中三年级的同班同学。金庸和同学合伙编小学升初中的教辅，赚了不少钱，曾经拿钱资助过沈宝新。年两人在香港碰头，金庸看中沈宝新在出版、印刷方面的经验，拉他一起办报，于是这才有了《明报》。
沈宝新待人慷慨，机房工人赌博输钱找他借，从来没有不答应的，被员工称作“老豆”，和今天我们说的“大大”一个意思。《明报》推出马经是沈宝新的主意，走娱乐化路线的《明报周刊》也是沈宝新向金庸建议后创办的，可谓经营有术。创刊最艰难的那段时间，也是沈宝新陪金庸一起度过的。
金庸读高中时曾经罹患疟疾，和金庸合编教辅的沈德绪拉着其他同学翻山越岭采摘草药，熬成药汤给金庸服下，这才让金庸退烧去疾。
年，金庸与老同学在杭州聚会时，曾拉着儿子，对沈德绪敬酒，他说：“我们一道向沈伯伯敬酒，我的命是沈伯伯救的。”后来，金庸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之时，沈德绪是浙大园艺系博士生导师，其曾开玩笑说：“金庸出版了十四部武侠小说，成了亿万富翁。我出版了十四部学术著作，为中国农民增加了五百亿元收入，却两袖清风。近来出版学术著作，还要自己掏钱！”
媒体圈：《书剑恩仇录》诞生
金庸在北大演讲时曾说：“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这个新闻工作，《明报》生涯占了大头。而在创办《明报》之前，金庸曾在《大公报》《新晚报》做副刊编辑。梁羽生、罗孚、陈凡，就是这个时候认识的。
那时还叫陈文统的梁羽生和金庸的共同话题有两个：下棋和武侠小说。梁羽生围棋、象棋都爱，金庸只爱围棋，聂绀弩在香港的时候，常去找他俩下围棋。下棋之外，两人经常把民国以来的武侠小说作为谈资。后来，两人都开始写起武侠小说来，把他们常聊的那些武侠小说家都抛在了后面。
罗孚当时是《新晚报》的总编辑，梁羽生处女作《龙虎斗京华》由他策划连载，连载结束后，他又找金庸顶上，于是又有了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中央编译出版社为《罗孚文集》加的腰封写着：“金庸梁羽生的催生婆”，话一点没错。生第一个孩子总是比较艰难的，需要催生婆，生完第一个，后面就顺了，可以接二连三地生。金庸是十四个，梁羽生呢，是三十五个。
上世纪40年代即任《大公报》副总编辑的陈凡比较惨，化名“百剑堂主”连载《风虎云龙传》，读者反响冷淡，他就此搁笔，转而和金梁二人合写“三剑楼随笔”专栏，并称“三剑客”。
金庸离开《大公报》后创办了《明报》，两者在政治上针锋相对，经常就政治问题展开论战，尤其是“文革”之后，论战常趋于白热化。即便如此，他与罗孚、梁羽生的关系依然不错，只是来往少了。而“文革”时期常身藏小刀、以毛泽东的“大刀卫士”自居的陈凡则以“张恨奴”的笔名接连写了《明报的妖言和妖术》等文，对《明报》和金庸口诛笔伐。
金庸和梁羽生的友谊是持续终生的。梁羽生移居澳大利亚后，每次回香港，金庸都做东请客，金庸去悉尼，梁羽生也会去看他。两人每次见面，都会下几盘棋。梁羽生老家广西梧州市蒙山县城的梁羽生公园，匾额也是金庸题的。
罗孚作为地下党骨干，曾经向香港“左派”报纸传达了中共高层的指示，让他们停止攻击金庸和《明报》。上世纪70年代，罗孚经常和金庸秘密会面，互通有无。林彪出逃事件，就是罗孚透露给金庸的，让《明报》抢了个大独家。
陈凡年因心脏病猝发在香港逝世。他逝世前，曾写信给金庸，讨要一套作品集。金庸托专人送交陈凡一套亲笔签名作品集。在金庸看来，这是陈凡向他示好，希望和解。
《明报》时期的金庸，一手办报纸，一手写小说，达到了人生、事业的巅峰，这个时候的他，朋友圈几乎将港台文化圈名流一网打尽，一直延伸到了大陆乃至全球华人文化圈。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古龙。年，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在《明报》的连载行将结束，他写信向古龙约稿，请其为《明报》连载武侠小说。知名武侠小说研究者陈墨说，古龙的朋友于东楼曾告诉自己，古龙接到金庸来信时，于东楼正好在场。那时古龙名头正盛，来函很多，也来不及细看，他漫不经心地让于东楼将信拆开，看看到底是哪个“家伙”从香港写信给他。结果是金庸的约稿信，古龙读罢这封信，难以置信，澡也不洗了，“光着身子躺在椅子上，半天不说一句话”。后来，《陆小凤》系列在《明报》连载，获得空前成功。金庸既是古龙的文坛前辈，也是他的竞争对手，金庸愿意主动出让《明报》这一方阵地，让他发表代表作，这实在是值得铭记终生的。
政治圈：在《明报》中称赞邓小平
早在上世纪40年代末，金庸还在《大公报》社时，就已和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乔冠华以及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杨刚有过交往。50年代前期，金庸曾经有过当外交官的想法。他当时发表的于外交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文章，受到国际法权威梅久璈的赏识。经过辗转介绍，金庸来到北京的外交部，当时任外交部部长周恩来秘书的乔冠华对金庸说，因为金庸出身地主阶级，必须先在人民大学受训，写交代材料，然后才能到外交部工作。金庸考虑再三，觉得自己不适合从事此项工作，便放弃了当外交官的念头，重回《大公报》。有人形容说，北上的金庸上穿方格T恤衫，下着牛仔裤，一身小资产阶级打扮，与红色北京格格不入。
上世纪70年代《明报》在香港已成气候之后，金庸介入了香港政治圈。他曾应邀加入廉署社区关系处市民咨询委员会，得以频繁接触首任廉政专员姬达。姬达向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引荐了金庸，让他提供有关中国的意见。年，英国女王授予金庸OBE勋衔。撒切尔夫人作为英国首相首度访华，麦理浩安排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四十五分钟，金庸接受鲁豫采访时，曾回忆这次见面：“撒切尔夫人经过香港的时候邀我到港督府见她，英国当时跟中国在交涉香港归还的事情，她希望我支持英国人，香港不要归还。但是我说我主张香港归还中国，第一，本身就是中国的地方，当然应该还了；第二你签条约九十九年，现在到期了，你怎么可以不守信用？她跟我没什么好谈的，就不谈了。”
除了和港英政府联系密切之外，金庸还曾北上，会见过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等中共高层领导人。
年3月，邓小平刚恢复工作，从江西返回北京后不久，他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在内地尚为“禁书”的金庸小说，中午和晚上睡前的半小时，读得津津有味。邓小平的护士郭勤英曾说：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邓小平都看过，看得较多的是《射雕英雄传》。金庸常在《明报》社论中称赞邓小平，故而邓小平复出后表示：“愿意见见査先生。”邓小平认为：金庸国学功底深厚，在华人世界有号召力，而且多年和林彪、江青打笔仗，在海外有忠厚正直的好名声，台湾对他也有好感。邓小平决定通过金庸向海内外传递中央新的对台工作思路。
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以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身份会见了金庸。这次会面后，引起了全球华人社会的轰动，《明月》发表了金庸和邓小平谈话的记录，以及《中国之旅：查良镛先生访问记》。这期杂志，一周之内连续加印了三次。金庸说，邓小平见面时给他递了一根“熊猫”牌香烟。分手时，又将抽剩的烟都给了他，“这是邓先生的一份礼物，我收下了”。返港后，金庸立刻给邓小平寄了一套明河出版社出版的《金庸小说全集》。有一次，邓楠见到金庸，告诉他：“爸爸很喜欢看你的小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看几页。”
年9月26日，中、英两国在北京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两个多星期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主持会议的胡耀邦仍抽空在中南海与应邀再次访问大陆的金庸见了一面。胡耀邦坦率、开朗的个性给金庸留下了深刻印象。九年之后，年春天，金庸到山东东临渤海的最尖端“天尽头”游览。当地有两块胡耀邦题字的碑，一块写着“天尽头”三字，另一块写着“心潮澎湃”四字。风景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请金庸题字留念。他提笔写道：“天尽头，地尽头，东望沧海水悠悠。追忆胡耀邦，心潮澎湃不能休。”
年春天，北京召开“两会”之际，金庸再次应邀访问大陆。当年3月19日下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会见了金庸。江泽民以金庸的小说作为会见的开场白，然后对金庸说：“我们年纪都差不多，也都是在胜利前后和解放前上的大学，都经历过民族和国家的艰危困苦，有许多思想感情是共通的。我读你的政论文章，有些地方能起共鸣。”江泽民和金庸主要聊了西藏、香港问题。此外，金庸还回忆说，江泽民谈了一串中外文艺作品，“他最近借了俄国一部电影的录像带来看，是根据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拍摄的，他说这表现了旧俄时代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托尔斯泰的另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他说，那可说是俄国《红楼梦》，通过家庭生活来反映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束缚。莎士比亚的戏剧《雅典的泰门》，他觉得剧中主角狄蒙斥骂雅典人崇拜金钱、生活腐化、朝三暮四、品格卑鄙的部分十分淋漓痛快。我想他特别提到莎士比亚这部比较次要的剧作，当是其中含有强烈的政治内容，以及当时雅典人‘一切向钱看’的心态淹没了高尚的情操，这种危险的精神状态值得注意”。
金庸还曾于年4月18日至28日期间，受台湾当局邀请，进行了为期十天的访问。当时蒋介石身体不是很健康，“行政院长”蒋经国和金庸有过一席长谈。金庸回忆蒋经国和他说上海话，“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是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
蒋经国请金庸对台湾多提批评，金庸只提了一点：“听说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事无巨细，都要由蒋先生亲自决定。我以为你应当只掌握政策，一般实际事务交由部属分层负责。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同时你也可以节省些精力。”
蒋经国的回应是：“你的意见很对。只不过我求好的心太切，总想一切事情推进得快些。看到工作不如理想，心里就很焦急，我亲自去督促推动，总希望大家都加一把劲。”蒋经国“亲政”后事必躬亲的作风，这里已经显出端倪来了。
谈到自己和邓小平、蒋经国的关系，金庸曾说，邓小平和蒋经国都对他很客气，“凡是对我客气的人，我都希望他们健康长寿。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许许多多朋友，我都衷心希望他们健康长寿。我没有资格做邓小平或蒋经国的朋友，不过我深信他们所实施的改革，比之以前的政策好得多，是进步而不是倒退。就算他们对我不客气，我还是希望他们健康长寿。”（摘自《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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