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殿疯是怎么引起的 http://m.39.net/pf/a_4710667.html 在香港人眼里，中国大陆的官员刻板、老套、僵化，更不会幽默，朱镕基是一个“另类”。朱镕基的演讲非但没有一句大陆官场辞令和套话，且，吹糠见米，直奔主题，直击要害。朱镕基说：“我就不相信香港会搞不好，若香港搞不好，不单你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香港回归祖国，在我们手里搞坏，我们岂不成了民族罪人？不会的！” 这话，再次表达了这个“娘家的当家人”对“港儿”的拳拳爱心。话音一落，掌声雷动。演讲结束，朱镕基走下讲台，他突然止步，高呼：“我爱香港！”此时，会场气氛到达沸点，掌声更是经久不息。当晚，香港所有电视台不断反复播放朱总理的演讲。翌日，香港所有主流媒体，全以头版头条报道朱总理“挺港”“挺董”言论，还用大标题标出：“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和力量促进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亿美元外汇是香港的后盾”“香港发债我第一个买”“我爱香港”和“引用《狮子山下》（歌词）勉港人”等。这些朱式语录，让港人大开眼界，并感受到“娘家人”力挺香港经济的决心。2，“娘”对“港儿”频频出手年，香港回归伊始，一场亚洲金融危机，使香港金融、地产、贸易、旅游等支柱产业经受巨大打击。8月下旬，中央给了香港一个暗盘承诺。这是“港儿”回到“娘”的怀抱后，“娘”首次伸出援手，力挺其度过难关。当时，中央政府承诺：如果香港的资金储备不够，我们会出面采取手段给香港救市。在中央政府的坚定支持下，香港特区政府力挽狂澜，与国际炒家贴身肉搏，展开世纪金融对战，成功击退国际炒家，度过一劫。香港曾长期是我国最发达、GDP最高的城市，更是我国对外贸易和国际金融中心。香港GDP最高峰的时候，占比达到大陆的20%，遥遥领先于我国各省（市）。即便年香港回归时期，香港尚有领先世界的体制、强大的人才、市场、区域优势，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回归迄今，中央政府对香港不但免税，连驻军费都由中央政府承担。此外，中央政府还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提振香港经济。年，中央政府与香港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两地实现货物贸易零关税;二是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三是实行贸易投资便利化。因此，从年起，个内地税目涵盖的香港产品(涉及食品、药品、纺织品、电子产品等)，符合原产地规则进入内地时，可享受零关税优惠;对香港扩大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涉及的行业包括管理咨询服务、会展服务、广告服务、会计服务、建筑及房地产、医疗、分销服务、物流等；关于投资便利，规定大陆将在通关及电子商务等七个领域简化手续，以便香港资金更加自由地进入内地。年，大陆海关再度与香港海关签订《自由贸易协定项下经香港中转货物原产地管理》。根据自由贸易协定条约规定，经香港中转至内地的货物，能够享有内地的关税优惠。此项计划有利于巩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际贸易和航运中心地位，鼓励企业优先选择香港作为货物中转地。这些年，尽管中央政府频出援手，但香港的经济却衰势难挽。3，“港儿”走了一着错棋80年代，香港开始制造业大转移。当年，香港就把60年代优良的轻型制造业转向内地，主要是珠三角地区。年香港回归后，其制造业继续萎缩，但保留下来的制造业，其产品附加值率仍达40%，转口的附加值也有20%，离岸贸易只有不足8%。
在70年代，制造业占香港总产出的比重高达30%，直到80年代中期仍高于20%，但到新世纪初就下降到5%，年已不足1.7%。近两年，从香港的制造业占总产出比重看，已减少到“毛毛雨”的地步。制造业，这一任何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支柱，它在香港持续近40年的大衰退，带走了香港昔日的经济繁荣。
如果说，制造业大转移是香港“走了一着错棋”，而香港服务业萎缩就是“天命”了。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大陆服务业的逐渐本地化，对香港经济冲击巨大。年，广东省已超过40%的进出口贸易不经过香港而由本地直接出口。年，广州港的货物吞吐量还刚刚超过香港的一半，到年则比香港高出1/3。随后，珠三角地区又快速兴建高铁网络，形成半径公里范围内的“一小时”都市圈。由于基础设施发达，产业联系紧密，珠三角，乃至泛珠三角的服务业，已脱离香港完全实现本土化。香港的转口贸易增长率，自新世纪初达到顶峰后就不断滑落，—年年均12.9%，—年年均8.7%，—年则是7.5%。转口贸易下滑也促使香港转向新的贸易方式，就是发展服务于内地的离岸贸易。有分析说，香港的离岸贸易额占到内地贸易总额的13—14%，而离岸贸易方式的附加值率远低于本地产品出口和转口贸易，年只有6.7%。因此，贸易方式的变化，虽是香港梦想实现经济复兴的“救命稻草”，但毕竟驱动力微弱。4，“娘家人”激活旅游业这些年香港经济持续低迷，旅游业成了黑暗中的亮点，作为“港儿”的“娘家人”占比达78%。从某种程度说，是大陆同胞支撑了香港经济的半壁江山。年香港旅游业在经历11年的快速增长后出现下降，下降趋势延续至年。访港旅客人次由年高峰期的.9万人次，下降到年的.5万人次，降幅为6.9%。年访港旅客人次略有回升，达到.2万人次，增幅为3.2%。年1—8月份，访港旅客人次达到.3万人次，增幅为10.4%。同期的过夜旅客增长5.8%，酒店平均入住率上升3.3个百分点，达到91.4%。旅客的增加也带来零售业的增长，8月香港零售总额达到亿港元，约合亿元人民币。
香港的优势商品中，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品增长21.6%，药物及化妆品增长16.3%，旅游业带动效应十分明显。至此，香港旅游业已走出了—年的低谷。数据显示，年上半年内地赴港游客增长趋势更加明显，同比增长13.4%。内地游客对香港旅游经济的支援，一方面出于内陆鼓励性政策出台，以及两地往返日益快速和方便；另一方面，是香港一些传统旅游项目带有浓厚的中西方文化特色，如叮叮车、半山自动扶梯，及其连接的众多景点与餐厅，都是刺激内陆游客的兴趣点。不过，针对众多自由行游客，香港还需展示更多人文底蕴、文化创意，而不仅是逛街购物。据中国网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程加快，将来还会对香港旅游业的客源结构、消费行为和商业运营带来根本性利好。专家分析，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更加完善、生活品质的不断升级，以及通关、通信、支付等旅游便利化措施的推进，香港与深圳、广州、中山、东莞、珠海、澳门等城市之间，将越来越互为客源地和目的地。５，港人说：“我不是中国人！”然而，作为“港儿”同胞的大陆游客，这些年却越来越不受香港市民欢迎。主要原因是内地游客的各种不文明行为。比如：内地游客在公共车上大声喧哗、随地吐痰、到处小便、说话粗痞、在旅游区乱刻乱画等。初始，香港人与内地游客，还有一种同胞感、亲情感，或视为“娘家来的。但随着内地游客的诸多不文明行为出现，香港人就忍受不住了，还出现了各种对骂、打闹事件，导致矛盾不断升级。年内地游客在港铁上吃泡面引起轩然大波。内地成年人在港铁上给孩子吃东西，或者自己吃东西，属于家常便饭。但对于被英国绅士文明中浸淫了一百年的香港人，却视为奇葩，难以接受。2月1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了此事件。随后，在全港引发大讨论，香港特首办还请来专家开讲，内地媒体也频频发声。港府高官呼吁双方理解，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彭清华，则对个别内地人的不当言论表示遗憾。进而此事件发酵成两地人之间一场舆论战。年2月15日，有香港团体在沙田发起反水货客行动，不满内地自由行旅客过多，影响居民生活，港人与内地旅客口角，情况一度混乱，警方施放胡椒喷雾，并带走多人。第二天，此事件再度引发香港媒体哗然。除一些不文明行为外，还频频爆出“大陆游客在香港垄断式购买，将香港奶粉一扫而空”的新闻。近年，深圳、广州等南方城市更是连白酒、大米、味精、酱油这些日常生活用品都要到香港采买。让香港人苦笑之余，嘲讽内地人天天吃“毒食品”。至于内地孕妇赴港产子，更是香港人心头之恨。因为赴港产子关乎“居港权”，享有“居港权”，即可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享有特区居民的一切福利。按基本法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都享有“居港权”，但在基本法里面没有规定，在香港出生的非香港公民的双亲小孩是否享有居港权。而立法者的本意为这种“双非”孩童是不应该享有居港权的，即便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司法解释，香港特区终审法院仍然一致根据基本法的明文裁定：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无论其父母是否香港人，都可根据《基本法》即时享有居港权。先例一开，应者如云。据统计，年，大陆妇女在香港生下的“双非儿童”达名，比年的名增加逾50倍，在香港产子的内地孕妇，与香港孕妇的数量相近，对香港的医疗及产科服务造成极大负担。更让香港人难以接受的是，医院接纳生产有配额，医院做生产手术价格太高，不少内地孕妇公然冲击急症产室，严重影响急症室的其他病人。这些内地孕妇和“双非儿童”不仅给香港人造成了医疗压力，由于儿童取得了居港权，对香港的福利支出也构成了很大压力。因为特区居民享有的福利非常丰厚，在读书、住房、医疗等方面皆有保障，内地中介公司便以“在香港出生的孩子可享总值万港元的综合福利”来招揽业务。基于上述原因，港人越来越不满内地人，双方常有矛盾，发生肢体性对抗。香港人每每对大陆人齐吼：“滚回去！”大陆人回应：“你不配做中国人！”一些香港人干脆答复：“我不是中国人！”在香港的一次民意调查中，香港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感大降，这充分说明内地人和香港人的矛盾，已到了不容低估的程度。在香港报纸上，曾出现这样一则广告：“因为明白你们受毒奶粉所害，所以容忍你们来抢购奶粉；因为明白你们没有自由，所以招待你们来港‘自由行’；因为明白你们教育落后，所以分享了教育资源给你们；因为了解你们看不懂正体字，所以下面用了残体字：‘来香港请尊重本地文化，要不是香港你们全完蛋了’。”在内地人看来，作为“亲兄弟”的香港人，如此贬低自己的同胞，未免过分了。6，“兄弟”间的隔阂应该承认，香港有完善的自治传统，独立、完备的立法、司法、行政体系，香港人自己决定自己的政治、经济、教育、卫生等种种政策——在很多方面有着世界价值的标本意义。随着香港经济的衰退，港人更加看重其固有的价值体系。在地球上，很多民族、区域、国家之间，由于不同的价值体系，往往造成两地间的人文隔膜，即使是共一个炎黄祖宗的香港与内地——一百多年前，香港原有的华夏文化，已逐渐被西方文化置换，而今天的内地文化，则带有深厚的原汁原味的华夏文化基因。坦率说，上文中所言，一些在香港的内地游客，其种种不文明行为亦算一种“劣根文化”，且，并非个案。大陆人在境外的不文明行为，不只是香港，即便在巴黎、伦敦、纽约、东京这些地方，同样有中国游客习惯在文物上刻字、随处吐痰和小便等。如果说文明是一个人文化素质决定的，那么，大陆的文化人呢？对此，香港作家梁文道有评价。梁文道说，大陆人，一个个张扬，气宇轩昂，让人想起“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古语。梁初识一位写作者，说此人自称“京城五大才子”，梁觉得好笑，只想问另外四大才子是谁？梁还经常收到内地业余作家寄给他的书稿，有的称自己的书稿乃百年不遇之杰作。梁还说，内陆的作家习惯自称作家，而香港作家不会自称作家，而称文字工作者，或作者，艺术家就自称艺术工作者。大陆的作家、艺术家一般有圈子，香港没有。在大陆一些有成就的作家讲究写作条件。梁应邀去内地某作家家里做客，该作家自称寒舍，梁一进家门却差点尖叫，面前的“寒舍”简直是豪宅。而在香港，作家的居住条件都局促，香港顶尖级作家西西，当年写《我城》时在学校教书，一大家人挤一起，桌上堆满了学生的作业。西西就自己做了一块木块，写作时躲到卫生间，把马桶盖放下，人坐在马桶上，膝盖上垫上木板，就那样写作，写出了《我城》。梁文道还以书店来证明两地文化特征各异。梁说香港有一个现象，书店特别多，但都开在理发店、ＫＴＶ包厢，或几十层高的楼上，这就造就了香港的文化往往很下沉，很草根，也浸透在港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香港的阅读文化往往又藏在喧闹而又格格不入的环境里。梁说，香港作家也不像大陆作家，有体制养着，动不动就写出三十四万字的长篇，也不愁销路。香港的作家，像金镛、倪匡、古龙、张小娴有不少长篇，都是用于报纸连载的。这些，似是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却是一个地方最典型的文化符号。很明显，梁文道所说内地和香港的文化存有明显差异。其实，梁先生更是从他——一个文化人的视角，来给两地文化各贴上一张虽未言明却可意会的标签。梁的言语间，隐含着自身作为一个香港文人骨子里的骄傲与清高，还有他对大陆文化的批评与不屑。表面看，这是两地文化的“不同”，其实，它折射的是一对“亲兄弟”之间的性格差异。换言之，是一种隔阂。7，港人说：“我是英国人！”年6月，因香港特区政府决定修订《逃犯条例》，目的是为此条例补漏，结束香港作为全世界外逃人员聚居地的现状，改变对逃犯遣返国名单中没有中国的不合理条款。此事引起港人不满，而掀起一场持续不断的风波。香港的不稳定，可追溯至90年代的“倒董”、梁振英时期的“占中”，一路走来，香港就没安宁过。然而此次抗议规模空前，有万香港人参加，香港共余万人口，除去老幼，参与抗议者占全港人口约1/5，影响也是巨大的。尤其让人 转发点赞打赏均谢
廖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