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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武侠小说的垂病之一为过度商品化。武侠小说作为通俗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自然以“满足没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城市公众的娱乐需要”为目的，而武侠小说也因“投合孤立无援的中国人的侠客崇拜心理和喜欢紧张曲折情节的欣赏习惯”在读者这一阶层风行；二十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新小说兴起，小说市场也随之扩大，同时稿费制度日臻成熟，使得文人不得不投读者之所好、摒弃内心本源的创作冲动而随波逐流、卖文为生：李定夷从深闺迈向江湖，《啼笑因缘》因风气所及添入侠客角色，赵苕狂续写的《江湖奇侠传》更是赤裸裸地揭露了武侠小说作者沦为“文妓”的现象—“以带着营业性质的关系，只图急于出货，连看第二遍的工夫也没有。一面写，一面断句，写完了一回或数页稿纸，即匆匆忙忙的拿去换钱”；“重利轻别离”的出版者更是精准地感知着瞬息万变的文学风气、迎合市场规律，和作者通力合作，批量生产出浩繁的武侠小说，使得武侠小说风靡一时。读者、作者和出版者都受制于生意经这一“三角循环模式”，使得二十世纪中国的武侠小说的逐渐脱离文学领域而更多地表现为一次性消费的娱乐商品，以致于二十世纪甚至当今的学者都认为武侠小说是小市民的“迷魂汤”，是毒害青少年的“文化垃圾”。
但是对武侠小说怀有赤诚之心的武侠小说家不希望自己孕育的作品充斥着铜臭味，希冀武侠小说能够降低商品化的程度、避免成为其一次性消费品的命运，所以二十世纪颇具抱负的武侠小说家努力给自己的作品增加文化底蕴，使其“腹有诗书气自华”，增加书卷气的做法有三：将武侠小说的背景重置于江湖世界，在武打技击的过程中展现中华文化和以佛道观念增加作品的思想性和哲理性。
清代侠义小说中的侠客的结局大多是归于官府麾下，而二十世纪的武侠小说恢复了唐宋豪侠小说中侠客“隐身江湖，除暴安良后飘然远逝”的模式，将武侠小说的背景重置于江湖世界。二十世纪的江湖世界主要分为两种：与“朝廷”相对的现世和理想中描画的乌托邦。这一立足点的转移使侠客恢复了为人的尊严、济世的责任和行侠的胆识，也使武侠小说家在对“江湖气”的描写中更多地增加了文化的意味，增加了这一时期武侠小说的书卷气。
武侠小说的中心是“以武行侠”，梁羽生称“侠”是灵魂，“武”是躯壳，所以在武侠小说的实际创作中，“武”这一躯壳承担着彰显侠义和吸引读者的重要功能。从唐宋豪侠小说，到清代侠义小说，再到二十世纪的武侠小说，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武侠小说的作者越来越注重渲染侠客的打斗本领及打斗过程——不但要打赢，而且要打得好看。所谓打得好看，一是打斗中奇峰突起变化莫测，一是于一招一式中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前者攫住了读者的注意力，后者便达到了增加武侠小说书卷气的作用。
金庸武侠小说插图
从唐传奇到二十世纪的武侠小说，在这大约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武侠小说与佛道结下了不解之缘。佛家的轮回、报应、赎罪、皈依等思想，道教的符咒、剑镜、望气、药物等法宝，都是武侠小说的基本根基；更何况和尚道士还往往亲自出马，在小说中扮演重要角色。可以这样说，没有佛道，英雄传奇、风月传奇、历史演义、公案小说照样可以发展，而武侠小说则将寸步难行。侠客可以不识僧道，写侠客的小说却总是跟僧道有点瓜葛，以致梁羽生将具备一定的关于佛道的知识修养作为武侠小说家的基本功功。将佛道观念内化在小说的整体构思乃至具体叙述中，这无疑是二十世纪武侠小说中最突出的“书卷气”。
二十世纪武侠小说另一垂病是“本身形式的束缚”，主要是指作为一种通俗小说，难免受小说市场及大众阅读心理限制，很难从事真正具有开拓意义的艺术探索─所有的探索者都是孤独而寂寞的，其着作绝不可能迅速畅销。读者越多，其消费行为越缺乏鉴别性，越容易接受粗俗的程式化的作品。反过来，要使作品畅销，就不能不使用大众的“喜闻乐见”的通用规则。某种小说技法（情节安排、人物造型、武打设计等）一旦获得成功，众人马上一拥而上，再新鲜的东西，重复千百遍也就成了俗不可耐的老套。创新者没有“专利权”，同行可以无限量“复制”，使得武侠小说落入窠臼。
古龙曾慨叹武侠小说“落入了一些固定的形式”，希望通过求新求变恢复其艺术魅力：“武侠小说既然也有自己悠久的传统和独特的趣味，若能再尽量吸收其他文学作品的精华，岂非也同样能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独立的风格，让武侠小说也能在文学的领域中占一席地，让别人不能否认它的价值，让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来看武侠小说！”
古龙的愿望代表了二十世纪一大批有见识的武侠小说家的共同追求，为了突破固有的形式，二十世纪的武侠小说家在“武”、“侠”的世界里增加了“情”的要素，在这之前的武侠小说中，作者对情感的要素远不只是忽略，而是近乎仇视─将其视为侠客修道行侠的巨大障碍，
而二十世纪的大侠们的最高理想不再是建功立业或争得天下武功第一，而是人格的自我完善或生命价值的自我实现，其次，男女侠客都把对方不仅仅看成打斗的双方，而是情感的依託，由此才能生死与共，产生现代意义上的爱情，也才有爱情失落后铭心刻骨的痛苦，这一改变正视了侠客作为常人必然具备的七情六慾，借表现其儿女情来透视其内心世界，使得小说中的侠客形象更为丰满，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武侠小说形式过于固定的弊病，使得二十世纪的武侠有了更为感性细腻的面貌。
约稿：
如果你发现最近的推文不太正常，那一定是文献学搞得，不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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