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郭爽的创作回到故事
胡传吉
大概是突发奇想，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我特意又去读了傅雷先生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原载《万象》一九四四年五月号；署名迅雨）。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谁也不存什么幻想，期待文艺园地里有奇花异卉探出头来。然而天下比较重要一些的事故，往往在你冷不防的时候出现。史家或社会学家，会用逻辑来证明，偶发的事故实在是酝酿已久的结果。但没有这种分析头脑的大众，总觉得世界上真有魔术棒似的东西在指挥着，每件新事故都像从天而降，教人无论悲喜都有些措手不及。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便有这情形”。引用傅雷先生的话，并不是要把郭爽与张爱玲放在一起讨论，张爱玲是无法复制的，郭爽也有她自己的“现在”和“未来”，不一样。除了写作的不一样之外，还有时代的不一样。张爱玲先生在《传奇》之“再版的话”中说，“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许多人只是记住了那一句“出名要趁早”，却不愿看见后面那“惘惘的威胁”。显然，“新事故”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但“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以及破坏中的“荒凉”，需要后来者见证。郭爽会不会成为见证者之一，且拭目以待。
初次留意到郭爽的写作，是通过她的文集《亲爱的米亚：在广州遇到的79个故事》（署名米亚，花城出版社，年）。这个书稿的内容，源于郭爽开设在广州《新快报》“春色”、香港《信报》“广州观察”等专栏。诚实而言，在没读之前，我对书稿的期待值不是特别高。虽然我爱读专栏文章，但我也知道专栏文章的问题所在。21世纪初期的报刊专栏文章，读来时有惊喜，有不少的作者，非常优秀，文字聪明机俏，看问题一针见血，行文非常有趣。但因为篇幅所限以及报刊对“快”的要求，当代的专栏文章很难有大的气象，要期待像傅雷先生所说的“新事故”，还是可遇不可求的。像梁羽生、金庸、倪匡、古龙这样的专栏大家，现在基本上已经绝迹。今天的网络大神、码字狂人确实不少，但要与金庸这些小说大家相比，在知识储备及文学修养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亲爱的米亚》这个文集，既然其来源与报刊专栏有关，当然也就具有报刊专栏的一般特点。有惊喜意外的，不是这些文字里的世俗聪明，而于隐身于那些小聪明后面的智慧。要知道，兼备聪明与智慧，是非常难的事情。世人聪明的太多太多，智慧却并非常见之物，智慧并不必然与知识捆绑在一起。小聪明在获取世俗利益方面是得心应手的，但在胸怀、境界及格局方面是与智慧相“隔”的。要打破这层“隔”，最终还是需要智慧来介入。郭爽具备这个可能性。
看了《亲爱的米亚》之后，我直觉郭爽是将来能写出大作品的写作者。她的基本功相当好。语言有“旁观者清”的犀利。表达情感的方式独树一帜：在冷峻中“残酷”而“痛苦”地“含情脉脉”，这是相当别致的、用文学理论解释不通的一往情深。建构故事的能力相当好：有手起刀落之快狠准，不犹豫啰嗦。挑人写事的眼光，更让人印象深刻，相信郭爽对张爱玲之“传奇”书名的理解是到位的，“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传奇》，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五日由上海杂志社初版），“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需要天赋与识别力。《亲爱的米亚》的八章标题分别为广州站、上下九、北京路、东山口、杨箕、天河北、江南西、番禺。这八处都是非常“广州”的区域：变化非常大，但恰恰又是这些新变保住了那些“不变”之事物，新得有生命力，新得让“旧”变得“久”。广州的新，有破坏力，但同时，也有生长力，破坏力与生长力共生，这正是岭南文化得天独厚的地方所在。郭爽把这种破坏力与生长力共生的状态写出来了。其中，《嫁个猎德仔》很有代表性。猎德村村民在拆迁与回迁中一夜暴富并晒富之事，想必天下皆知了。新闻到事实与事件为止，但人事与生活不会止步，文学的道义也许就在于记录那些继续过下去的生活以及那些已经被埋葬的生活。“年还住在竹筒屋，并不是什么好事。眼见着猎德的亲戚都搬入了珠江新城的豪宅，阿琼西关人的骄傲开始底气不足。拆迁的希望，随着旧区保护政策的逐渐明朗而破灭。难道她要随着这气息的老屋一起老死？”（第31页）“拆迁”既意味着“新”的破坏力，也意味着“新”的生长力。蛮力摧毁的，是旧生活的荣光——旧制度为身份所施加的荣光，这份荣光随着身份的土崩瓦解而烟消云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还有什么是可以抓在手里的呢？大家最能达成一致的想法，大概就是“家”了。“拆迁”把猎德村的吴世杰留在现在的“家”，吴世杰没什么特别爱好，有空就陪母亲喝茶，同时，因为“回迁”，吴世杰对未来的“家”既没有多大的期待、也没有多么大的幻想，财富“剥夺”了人的想象力与野生能力。时光在这里，仿佛又静止了：吴世杰对“家”的态度，可能还停留在过去式，结婚、生孩子，“爱”并不是“家”的绝对前提，不事生产，其它一切按部就班就好。猎德仔住的是现代豪宅，但他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也许并没有与这现代同步。“失势”的阿琼和“得势”的吴世杰，在“家”（婚姻）这个地方找到了价值观的连接点。尤其是阿琼，也许把嫁人当成是恢复旧日荣光的唯一办法，不太情愿，但没有更多的选择，所以，当婚姻的愿望需要房产来加固时，当得知吴世杰有三套回迁房时，“阿琼捧起咖啡杯喝了一口，没接话。阿妈天天说，‘嫁个猎德仔啰，咪一世唔使做！’阿妈就是这么短视，当初她自己就因为外公的出身不好而嫁给了工人老窦，结果一到80年代就开始哭穷，哭了半辈子，现在又替阿琼铺排起婚姻来”（第32页）。在“新”之摧枯拉朽的能量面前，那从父辈遗传而来的骄傲可能只能持续一盅茶的功夫，对“新”之野蛮的破坏力，只能笑笑，然后说好吧，然后等时间来做个决断。“现代”要重新分配人间的财富和尊严，无产者与有产者之间的鸿沟永远无法消弭，未来留给普遍人的“传奇”已经不多了，而那“传奇”，通常就和那些羞涩而辛酸的尊严感共生，难发现，难消灭，它们藏在时光的明堂与后巷里，等待有心人去发现去呵护。在三间拆迁屋面前，阿琼“对吴世杰笑笑”，“阿琼的命运，只能由时间来检验”（第32页）。在岭南地，拆散“家”的破坏力与保全“家”的生长力是同时共生且能量守恒的——当然，这破坏力与生长力的说法也是相对的，因为拆散“家”未必就是破坏力、保全“家”未必就是生长力，“家”的温情似乎显而易见，“家”的幽暗却难以启齿。但是，“家”（婚姻）是回到村子里的唯一办法。即便“新”的破坏力如此之大，阿琼也好，吴世杰也好，都希望能回到村子里，回家（联姻）的方式是回到村子里的捷径。费孝通曾从地缘和血缘层面考察乡土中国，“我在江村和禄村调查时都注意过这问题：‘怎样才能成为村子里的人？’大体上说有几个条件：第一是要生根在土里；在村子里有土地。第二是要从婚姻中进入当地的亲属圈子”，但“事实上大概先得有了土地”（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年，第75页）。《嫁个猎德仔》所触及的问题，正是“怎样才能成为村子里的人”。相亲构建了一个“乡土重建”的神话，相亲是一个有现代意味的神话符号，人们以为“家”（婚姻）能留住旧时光、能顺应新时光，但事实上，以土地为核心的“地缘”将消失，熟人社会终将变成陌生人社会，“地缘”的变化也将导致“血缘”的变化，无论生育的力量多么强大，无论富或贫，人类终将面对孤苦的命运。《黄伯很快就要八十岁》《情系恩宁路》《阿梅》《没有钱，是不是就不配有爱》《后来我们去东莞》等篇目，说到底，都是在看“地缘”与“血缘”的离散，这是不是张爱玲先生所说的，“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无法得知，但《亲爱的米亚》为广州的守旧与新变留下了一份真诚而富有洞察力的记录。
尽管从更大的文学来看，这些故事显得“小”，但基本上可以这样说，由广州经验、岭南经验出发，本身就是一个不凡的起点。由京沪、中原、东南、江南、西北、东北、西南出发的写作，可能难度没有从广州或岭南出发的写作大。这也许是我的偏见，但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读者可能很难举出大量的例子来反驳我这个看法，不是说岭南缺乏作家和诗人，而是说以岭南经验为写作对象而又有出彩表现的当代写作者并不是太多。研究者所能举出的代表性当代作家十分有限，不能苛求写作者写哪种经验，但这种文学史现象至少是令人遗憾的。岭南经验有其独特性，这个独特性决定了岭南经验的书写难度。从现实看，岭南的城乡是在一起的，传统与现代是在一起的，外来人口的冲击相当大，但本土文化的持守能力也相当强大，既保守也包容，既腐朽也新鲜，尤其是80、90年代以来，这种特征尤其明显。岭南历史之波澜壮阔与整个中国文明史的进程是同步的，由秦征南越到今天，每一个朝代，岭南都有其可以大书可写的地方。尤其是近现代中国，岭南历史更是复杂多变。在这片土地上，发生了太多的事，中国传统的兴衰与现代的发生，在这里都能找到痕迹。研究本土文明的起源、研究本土文明的现代发生，都离不开对岭南的研究。题材是不缺的，缺乏的是作品。对岭南经验的研究与书写，史学及哲学做得充分，但文学的书写，严重滞后。对于中国作家而言，有时候可以适当放下普世价值对写作的诱惑，我们先把本土文明的经验写好，而岭南经验正是非常突出的本土文明经验。但也许正是这种独特性，以及语言文字对地域经验的自我保护，使得岭南经验的书写变得不那么容易。有难度的写作对象，至少能在见识层面考验写作者。从这个角度看，《亲爱的米亚》是一个值得留意的起点，对写作者本身来讲，这也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起点。这个起点传达出一个确定性，那就是，郭爽可以处理复杂的题材、可以应对更多的文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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