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香港书展的年度主题为“武侠文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报刊上武侠文学连载专栏由于广受欢迎，多个系列集结成书。武侠文学成为香港乃至整个华文文学中重要的一节。为了配合年度主题，本届书展的文艺廊举行“笔生武艺——香港的武侠文学”展览，展出梁羽生、金庸、古龙、倪匡、温瑞安、黄易等8位不同年代港台武侠文学名家的作品，以及早期连载式武侠小说剪报、初版小说、相关的剧本和漫画。
武侠成为年度主题，作家金庸则再次成为本届书展的热点。内地金庸小说研究者陈墨与香港影评人郑政恒以“金庸的武侠世界”为题展开对谈。在陈墨看来，金庸跟许多武侠作者不同的是，他的武侠小说里描述的是一个成长过程，对人物的理解也在不断寻求变化中。“我发现金庸小说有一个规律，后一部小说的主角跟前一部小说的主角（在性格上）基本上是相反的。他调动一切艺术手段来描写他的主要人物、创造个性。”
“陈墨谈金庸小说人物
金庸更大的贡献是对人物的理解。他在不断地寻求变化。我发现金庸小说有一个规律：后一部小说的主角跟前一部小说的主角（在性格上）基本上是相反的。《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是白面书生，《碧血剑》的主角就黑不溜秋。陈家洛学历很高，内心优柔寡断，袁承志学历相对较低，但内心要坚强得多，非常坚忍和有主见。袁承志还有秀气的一面，在《飞狐外传》中，那个胡斐就变得非常诙谐开朗，跟袁承志又不太一样。接下来，他就写了一个郭靖，郭靖就真的很木讷。郭靖写完了，下一个就是杨过。杨过跟郭靖几乎各方面都是不一样的。他聪明、自我、自以为是，缺点和优点跟郭靖相反。然后下一个就是张无忌，张无忌跟杨过又是反的。杨过是处处聪明，而且显出来聪明，但张无忌这个人内秀，内有灵性，英华内敛，但从来不显露。杨过是至情至性，实现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发展路线，而张无忌从小学医，医者仁心——我不知道他的医术到底怎样，但至少他学到了医生的仁爱慈悲，这是张无忌的一个最突出的性格特点，是他人格的基础。这跟杨过不一样。总而言之，金庸就一直不断地变，不断地变，最后写到韦小宝这么一个非常好玩的主人公。在这一点上，金庸也跟其他武侠小说家有明确的分别。武侠小说是写侠客侠义，总不过是为国为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或者是个人品质很好，很容易就写成一套模式。梁羽生先生也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小说家，非常有文采，文字功夫极好，但是他老先生小说的一个弱点，就是写的主人公都很相似。古龙的小说主角其实也很相似，都像古龙本人，都是喝酒，然后任性潇洒，但内心又很孤苦，是大大小小各种古龙的投影。金庸是调动一切的艺术手段来描写他的主要人物，创造个性，有的是用武功，有的是用主角的女朋友——不同的女朋友配不同的男先生，包括黄蓉和郭靖这样反差极大的性格，那是人间绝配。
梁羽生关门弟子杨健思、金庸秘书杨兴安、《武侠》杂志社长沈西城则清谈梁羽生、金庸两位作者对武侠文学的推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梁羽生与金庸在《新晚报》创作武侠小说，共同开创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梁羽生摒弃了旧派武侠小说一味复仇与打打杀杀的倾向，提出武侠“宁可无武，不可无侠”的理念。杨兴安认为，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风气。“梁羽生的写法是接近文艺小说的，在武侠小说里加入人情世故和爱情故事。”杨健思表示，金庸则是通过武侠小说写人性，对人性的刻画非常深刻，也很尖锐。相对而言，梁羽生的人物就平铺直叙得多，也简单得多。这与二者的性格不无相关，“梁先生是一个老实人，查先生（金庸）是一个‘狡猾’的人。”沈西城说。
与之前相比，武侠小说在当下日趋式微。杨健思透露，其实金梁二人对此看法是有所保留的，“他们觉得武侠会变成第二种东西出来，不需要在他们那种模式下一模一样写出来”，“可以有另一种突破，但仍然以小说的面貌出现”。至于名称是武侠小说还是其他，可能并不重要。
文艺廊主题展区「笔生武艺–香港的武侠文学」，重点介绍八位香港不同年代的武侠小说作家，包括梁羽生、金庸、古龙、倪匡、温瑞安、黄易、乔靖夫及郑丰，让读者从不同角度进入他们的武侠世界。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文学”本次书展上，刚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作家曹文轩作了题为《混乱时代的文学选择》主题演讲。他认为，我们身处一个常识被颠覆的混乱时代，如何进行文学批评？他为新批评派学者克林斯·布鲁克斯和罗伯特·潘·沃伦合编的《小说鉴赏》写序，因为那是他希望看到的文学批评，即真正从文学、美学、艺术形式的角度来引导人们欣赏一部文学作品。
批评与文学创作是否真的能发生互动？“批评家研究的恰恰是作家不关心的话题，我写《草房子》，只想这种风景怎么描写好，那个男孩此时此刻的心理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些具体问题，怎么可能去考虑全球化和现代性，跟我有什么关系。而且你既然在这个宇宙里生活，所有的一切都落在文字里，没必要刻意追求。”他自然期待十九世纪俄国批评家与作家那样紧密关系，“宏大意义上的指导从非常细小的问题入手”。
曹文轩说，并不是反对任何批评，而是要看如何使用文学理论，不能用它们来随意摆弄文学作品。在他看来，文学无需鉴定，就存在于我们的生命和情感中，存在于阅读而形成的共同经验中，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内心基础，包含道义、审美、悲悯情怀三重维度。当下文学的力量或许不如从前，但它的意义越来越重大，“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学，文学能够与其他精神形式一起拯救我们”。
“写小说必须有工匠精神”
“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文学开始的地方。新闻发生之后就没有了，但作为一个作家，可以从新闻结束的地方出发，去推导出人性的故事，呈现出人性、历史、现实等多层次的内容和含义。”作家邱华栋在本次书展与读者进行了一场题为“用工匠精神写小说”的交流会。
“写小说，必须要有一种工匠精神，这是我现在深刻体会到的。”当代题材和历史小说，是邱华栋一直在写作的，30岁以前，他写了不少当下都市题材的小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慢慢回到了新历史小说的写作。“作家就是要把某种创造性的、对世界独特的观察，以文学的、审美的方式表达出来，才能形成一部有价值、有特点的作品，才能更好地吸引读者。”
什么是工匠精神？邱华栋这样解释：“我想就是厚积薄发，就是一丝不苟，就是反复琢磨，长期准备，就是锲而不舍，严肃认真。”因为这份工匠精神，每部作品都是他不断积累的过程，他为了写《降落》这篇小说，甚至想办法找到飞行员的飞行手册来看。因为只有这样，小说在涉及这些细节的时候才真实可靠。
“汤显祖作品有文化的超越性”
今年是汤显祖、莎士比亚，以及塞万提斯逝世周年，本次香港书展邀请汤显祖研究者郑培凯探讨“汤显祖对现代人的启示”。
相较于莎士比亚，汤显祖与现代人生活的关联似乎更为薄弱。在郑培凯看来，汤显祖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与其人生体验和对生命的思考息息相关。汤显祖在“五十知天命”之际，完成他最重要的戏剧作品。他一生以儒家先忧后乐、真善美的信念立世。知世事不可为，他效仿陶潜归隐田园，但又心有不甘，终让现实难圆之梦在戏剧里展现。“为维护自身秉性的纯净，他以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抗拒俗世的污秽，给生活在充满利益追逐的社会的现代人展示一种范例——明哲保真，为天地留一分元气。”
郑培凯认为，汤显祖是中国文化的先知，他的作品有文化的超越性。“汤显祖所著作品，常常通过男女之情来透视人对自我与对情感的认识。《牡丹亭》中当真情受人际与社会观念阻隔，杜丽娘对爱至死不渝。这种至情的追求，实际上包含着对人自身的认识。爱情宣言更象征着对自我的肯定。杜丽娘即是汤显祖现身说法，将妇女解放、爱情至上、情欲合一，自我选择、心灵自由等自由平等观念一一抒发。”
郑培凯说，《南柯记》所含“佛”与《邯郸记》的“道”，只是看透世情。然而，蝼蚁也有情？成仙也是梦？这些看不破的，恰是汤显祖作品中值得深究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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