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那兩年-蔡瀾

回到日本後繼續買日本片到東南亞放映，日活公司的外國部為了業務成績，把版權以五百美金一部的賤價出售，其他公司也跟着照此價出售，買了不少賣座的片子，包括盲俠，眠狂四郎等等賣座的片子。

六先生來東京的次數也漸多，一天，他忽然向我說：「你去台灣吧，我在那個市場賺的錢，也應該拍些片子花掉。」

結果拍了《蕭十一郎》。導演是徐增宏，說起來是張徹的啟蒙老師，雖然張徹大他約十歲。

劇本由古龍寫，第一次見面時他還是小伙子一個，印象中是他的頭特別大，喜歡喝酒，導演也好此道，常在一起泡酒家，所謂酒家，是有酒女陪伴的歡樂場所，常去的一家就在我們下榻的是南京東路的「第一飯店」，台灣人叫旅館為飯店，但不賣飯；叫為酒家的，主要是賣女人，我雖年輕，但認為這些陪得喝酒為職業的女子，應該像日本的藝妓或韓國的伎生，有點技藝才行，不是說完「先生貴姓」就坐下來乾喝那麼簡單，故興趣不大。

當年的台灣就相當灰暗，街燈也不大放光明，最好的是買書了，什麼都有，什麼都翻版，紙張很薄，但我都不在乎，在東京Jena洋書店買不起的台北都有翻版，價錢是原版百分之一那麼便宜，記得在中山東路有好幾家書店，經常流連忘返，一買就是幾大袋，我在台北一住就住了兩年，到了後期，小房間放不下了，還得租另一間來放，反正房租也便宜。

在這段時期結交了專搭布景的陳孝貴，年輕時與人打架，打掉了一隻眼睛。陳孝貴有一架電單車，我坐在他的後面四處看景，在台路上飛奔，幾經驚險，但人年輕，什麼也不怕。

怕的倒是謠言，邵氏台北辦公室的職員都看不慣我這個香港派來的小子，一直向六先生打小報告，說我在台灣不停地搞男女關係，弄到有一次亞洲影展在台北舉行時，六先生在他的客房中指責我這件事。

其實，現在想起來也沒什麼大不了，年輕嘛，女朋友多又怎麼了？人又還沒結婚，搞的又不是公司裏的明星，有什麼好說的？事實上，我很遵守家父教導我的，別在工作地方談戀愛。在邵氏那麼多年，不能說沒得到女演員們的青睞，但我都沒有與她們發生過什麼緋聞，一直持續，我常用英語「don’tshitwhereyoueat（不在吃飯的地方拉屎）」來勉勵自己。

被六先生說了，我也沒反駁，反正自己清白就是。

《蕭十一郎》用了當年邵氏的玉女邢慧當女主角，男主角是台語片的小生吳東如，後來也來港當小生，改了「韋弘」一名，認為「會紅」。後來也一直黏在當權的方逸華身旁，但始終沒有紅起來。

拍完了《蕭十一郎》之後，另一部和台灣公司合作的《梅山收七怪》也開鏡，是部特技片，請了日本導演山內鐵也過來，由井莉、陳鴻烈和金霏主演。

這些電影的故事都不是我喜歡的，反正當年公司叫說拍什麼就什麼，當成工作，盡量把它們完成。

艱苦的是拍戲的過程，為了找適當的外景，搭佈景的陳孝貴帶着我，租了一輛破舊的計程車，記得車胎已經磨平了也照駕，穿山過水，跑遍台灣。幾次差點因路滑而翻倒山谷中，年輕嘛，不怕，不怕。

在台灣的鄉下，嘗盡當地的美食，又適逢他們的廟會，每家每戶都做出大魚大肉來宴客，什麼人經過就拉什麼人來吃，請不到客人沒有面子。

老一輩的台灣人都會說日本話，究竟被日本統治了近六十年，我用日語與他們交談，感到親切，當年的台灣，是樸實的，是充滿人情味的。

當年台灣的娛樂事業特別繁榮，流行的笑話是香港男人見了她們幾次，翌年就抱一個小孩來見客，男人為她們買了奶粉嬰兒衣服。

最紅的夜總會叫「新加坡」，有時候遇到些女子，問她們是那裏來的？回答說新加坡，我以為遇到老鄉，還天真地問說是住在那一區，是加東？或芽籠？

台北市區的管理還相當落後，一場大雨，造成洪水氾濫，淹沒了整個台北，連我住的第一飯店的大堂都浸滿了水，電梯也停了，走樓梯下來，見工作人員被水淹到腰部，一切都停止了。

吃飯怎麼辦？本來我不會在旅館叫東西吃，常到對面的大排檔炒個麵回來充飢，當然那大排檔也被水沖走了，房間送餐服務也停止。正在肚子餓，從房間窗口望出，見到陳孝貴和幾個老友划了一艘小艇送食物來到，更感台灣人的人情味。

後來，當我離開電影界，組織了高級旅行團，和團友們到世界各國去吃最好東西時，還會想念台北的福建炒麵，以及街邊檔口切仔麵，又組團去了無數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