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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律法中，有一种刑罚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那就是流放制度。也就是将罪犯驱逐到相对偏远贫困的地区，来作为惩处。三皇五帝时期就有了流放的例子。最早记载于《尚书》“流宥五刑”，就是将本该处以死刑的罪犯进行流放，《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是舜归而言於帝，请流共工於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於三危，以变西戎；於羽山，以变东夷”。离不开的乡土人类从远古时期就开始了群居生活，在生产力极其落后的氏族社会，人类就已经开始将犯错的成员驱逐出部落群体。和游牧民族不同，作为以家族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农耕社会，最重要的就是每个人所赖以生存的土地和与自身有血缘关系的家族，而流放制度恰恰是要有罪之人离开故土、远离家族而迁至相较偏远的地区。而流放也成为惩罚力度仅次于死刑的刑罚。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离开所依附的土地和相对固定的人际关系而被迫远去千里之外，这无疑是对被流放者的生活的重大打击。而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被流放至的偏远地区往往在物质、医疗、文化等各方面都很落后，有些边境地区在当时甚至根本不适宜人类居住。不同目的秦代秦代的“迁”、“徙”等刑罚，其实就是流刑的前身，比后世的流刑范围要大。后世的流刑只针对罪犯，而秦朝还有开拓边疆等社会政治目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关于迁刑的记载，秦始皇八年，嬴政的弟弟长安君成叛秦降赵被处死，而对于其他人的惩罚则是“军吏皆，迁其民于临洮”。秦始皇九年，嫪发动叛乱，双方在咸阳交战毐等人战败逃跑。秦始皇即刻下令全国：“有生得嫪，赐钱百万；杀之，五十万”。嬴政得胜后的处罚则是“车裂以徇，灭其宗；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秦始皇十二年，文信侯吕不韦去世，其门客私自安葬了他，于是对“其含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以上这三种迁刑都属于流放的刑罚。秦朝灭六国后，为了开拓土地、分流人口，于是把一些无罪的人移民到蛮荒之地或者以戍边形式迁至边境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出巡，为修筑琅邪台，迁来三万户“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秦始皇三十五年，为了修建道路和宫殿“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这些无罪的迁、徙例子很多，而是基于其他目的而进行的流放。承袭秦制的两汉两汉的流放制度与秦朝一样属于临时，变通、例外采用的措施，而不是明确系统的记入国家律法的固定刑种。《汉书·彭越传》中彭越的太仆犯了罪，逃到汉高帝那里，告发彭越与扈辄谋反。于是汉高帝派使者偷袭彭越并将之捉拿，把他囚禁在洛阳。经主管官吏审查，认为已构成谋反的罪状，请汉高帝依法判决。于是“上赦以为庶人，徙蜀青衣”。本来是应当判处死刑的谋反重罪，但汉高帝却将对彭越的刑罚减轻，将其流放到蜀郡。在文、景帝时期，流放是一种死刑之下的“减死罪一等”的刑罚。因为汉代的迁徙刑作为死罪减等后的刑罚，广泛应用于西汉的上层吏及其家属。东汉时期，将这种死罪减等的处罚方式运用于一般的死囚特赦。但是会因罪行的轻重，而有迁徙地点远近的区别。汉代承袭秦制，仍然存在具有政治或社会目的的“徙”。《汉书·高祖纪》汉高祖五年“徙诸侯子关中。治长乐宫”，汉高祖九年“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魏晋南北及隋唐直到魏晋南北朝后期，流刑被纳入刑罚体系，开始进入五刑体制。隋开皇元年，隋文帝制定新律，以徒流刑为中心的笞、杖、徒、流、死五刑制被正式确立。唐朝的《唐律疏议》将儒家伦理思想甚至一些道德规范融入法律中，完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伦理化。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法律的总结和标杆，使得家、国这两个当时社会最主要的主体紧密和谐的连接在一起，对于稳定社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透过它即可看到唐朝及其上下几千年封建社会法律的特点。历经动荡，需要休养生息的唐初刑罚较为宽缓、温和，《唐律疏议》“诸犯流应配者，三流一年”议曰：犯流，若非官当、收赎、老疾之色，即是应配之人。三流远近虽别，俱役一年为例。加役流者，本法既重，与常流理别，故流三千里，居役三年。议曰：役满一年及三年，或未满会赦，即於配所从户口例，课役同百姓。应选者，须满六年，故令云：“流人至配所，六载以後听仕。”反逆缘坐流及因反、逆免死配流，不在此例。即本犯不应流而特配流者，三载以後亦听仕。自此，流放之刑完整地出现在中国律法史上，并一直影响到清末。被流放后的悲楚在安土重迁的中国古代，流放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流放地一般都是南方烟瘴地区、西北绝域地区、东北苦寒地区，都是当时极为偏远落后的地方，不管你是文人雅士还是皇亲国戚，是老迈多病还是襁褓婴儿，少则一人、多则举族几百口，就要离开世代生养的故乡，枷锁缠身奔赴千里之外的荒凉之地。屈原从27岁开始先后被流放三次、共计20余年，被流放的汉北及沅湘流域，多是深山荒野或沼泽之地，直至郢都陷落，悲愤之中跳江殉国。在流放期间，由于自身遭遇的苦闷和不甘，《离骚》、《九章》、《天问》、《九歌》等名篇多在此期间诞生。唐中宗李显做皇帝不到一年，就被老妈武则天废为庐陵王，流放陶州、房州一带（今湖北房县等地）。此地大山绵延、与世隔绝、便于监管，是古代流放上佳之地。还好武则天念及亲儿子，李显在这呆了五六年后被召回，后来还再次当上了皇帝。随着王朝政治中心和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变迁拓展，自唐以后流放地区也逐渐向外扩延。韩愈被流放至广东潮州，唐武宗时期名相李德裕被流放到崖州（今海南三亚）。三亚在唐宋年间可真不是什么好地方，古人称之为“烟瘴之地”。自唐至宋，被贬、流放至崖州的名臣学士达15人之多，至今在此地还建有五公祠，就是为了纪念被流放的李德裕等五位唐宋宰相所建。刺配到了宋元明时代，《宋刑统》开始不断加重刑罚，不但有了罪犯刺配充军，还有了元人“南人发北，北人发南”的流放规则。写出《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明朝才子杨慎因为“大礼仪事件”，不到三十就被流放到滇南。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王阳明，据说其核心思想就是在被流放贵州龙场期间顿悟（今贵阳修文县内），史称“龙场悟道”。龙场悟道清朝流行文字狱，文人稍不留意就犯了禁忌，法不至死，只好流放，“南国佳人多塞北，中原名士半辽阳。”直接流放到黑山白水的寒冷之地宁古塔，其实就相当于提前宣布了犯人的死亡。虽不如直接斩首那么血腥直接，其实是一个披着温柔外衣的残忍处罚。清代吴兆骞寄被流放到的宁古塔后，给好友的信中所言：“塞外苦寒，四时冰雪，鸣镝呼风，哀笳带血，一身飘寄，双鬓渐星。妇复多病，一男两女，藜藿不充，回念老母，茕然在堂，迢递关河，归省无日”。可谓字字带血，读来令人潸然泪下。　历史成因作为农耕经济的传统社会，西周时期就有“明德慎罚”这样的立法思想，家族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以其祖先崇拜和宗法制为发端，按照血统远近以区别亲疏，儒家文化更进一步提出家族伦常与国家统治的结合，这对中国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从而成为历代法典的重要内容。流放制度作为古代国家律法，在注重家族伦理、乡土观念的中国古代，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对被流放者一种残酷刑法，因而体现惩罚性和威慑性。基于趋利避害的本性，让人产生被惩罚的畏惧，避免和减少犯罪，而实现社会安定和国家的统治。后记今非昔比，让古人哀怨的流放之地，随着现代交通、经济、旅游区、环境等社会的发展，很多地方已经和古代有天壤之别，尤其是南宋时期流放地的广州、海南岛，现都已成为繁华之地。无独有偶，世界历史上也有流放制度，英国流放地一般是澳大利亚和北美洲，日本的流放地是北海道，俄罗斯直接流放到西伯利亚，回首俯瞰，倒是有一种十分神奇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