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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为《两大民主制度深层次决战，人类进化度转折》第19篇，原题为《会出现世界性思想东化吗》。在三易其稿的写作中，才发现社会主义制度与思想僵化，导致苏联解体及社会主义阵营崩溃；资本主义制度与思想僵化，也必然导致美国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崩溃，并诱发世界性经济萧条和世界百年大变局。而世界性思想东化，只可能在世界百年大变局后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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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进化史其实是一部思想史，这句话用于概括人类私有化后的历史更为贴切。

因为人类社会由公有制向私有制进化，并非主要由思想主导，而是婚姻关系变坏的必然结果。当专偶婚姻制度取代伙婚制，当一夫一妻小家庭取代氏族大家庭，当每个人尤其是每个子女由公有变为私有，人类就必然走向私有化社会。

人类在私有化社会进化历史中，必然诞生维护私有财产、维护不同阶层利益的制度。当一种制度由推动历史进步到阻碍历史进步后，必须进行另一种制度的变革与实验。因此也可以说，人类私有化社会进化史，其实是一部制度变革与实验史。

每一次新制度的变革与实验，每一次新旧制度的转变，都要先有人的思想转变，否则制度转变都会以失败告终。

人的思想转变，甚至比制度本身的转变还要难得多。

因此，每一次思想转变的过程，都是一个历经各种灾难和动乱战乱的巨大痛苦过程，这个过程最短的需要几十年，最长的已历时多年！

思想转变成功，制度转变亦会成功，国家存；思想转变不成功，制度转变亦不会成功，国家亡。

下面先让我们看看古今中外一个个不成功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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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人因为思想转变失败导致民族灭亡。

古希腊人的思想几百年间走不出极端民主化误区，他们始终视集权为避之唯恐不及的专制，而意识不到当时只有集权制度才能促进国家与民族的统一。最终，因为古希腊人的思想自始至终未能转变，余个城邦国家始终统一不了，全部被外族消灭。

罗马帝国的灭亡，也与思想未能转变的因素有重大关系。

民主罗马之所以能够走出极端民主化误区，是因为罗马人建国的初衷，就是为了抱团掠夺，对民主的信仰远不如古希腊人坚定。但是民主罗马变成帝国罗马后，罗马人的思想中仍然保留着磨灭不掉的民主信仰，很难完全被君主集权思想占领。偏偏这两种思想是完全对立的，根本不可能统一，所以罗马帝国的思想从来就没有统一过。

或许正因为如此，罗马帝国才从来就没有进行过思想文化建设，乃至大多数新加入罗马帝国的人，从来就没有把罗马帝国视为自己的祖国。

强大统一的罗马，却从来没有强大统一的思想；帝国的罗马，对君主权力的继承，却仍然采用民主方式，这样的罗马永远消失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实在是必然。

苏联的解体，则更与70余年难以转变的僵化思想有关。

十月革命成功后，俄国推行的是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这一经济政策难以为继后，列宁被迫推行含有商品经济因素的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时期推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容不得一丝一毫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因素。对稍有不同政见者，便上纲上线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打成反党反革命分子或者集团，进行大清洗。大清洗导致苏联长期人人谈资色变。

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一度想恢复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但是这反而成了赫鲁晓夫打败他的一条罪证。

赫鲁晓夫时期，尽管缺粮问题越来越严重，但赫鲁晓夫根本不敢用哪怕一丁点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促进农业发展，只是先轰轰烈烈地搞了几年大开荒运动。只可惜，苏联缺的不是田地而是农民的种田热情，所以以失败告终。接着，赫鲁晓夫为了强调农业的极端重要性，又进行了机构改革——将边疆区和州一级的党委，分成了平起平坐的农业党委和工业党委。只可惜，苏联缺的不是党委强化管理，而是农民的种田热情，所以也以失败告终。

从年到年，进入勃列尔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时期，这三位干脆不作任何改革尝试，苏联因此进入停滞期。

年以后，苏联进入了世界闻名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至少在前4年，戈氏的改革和赫鲁晓夫的改革一样，是戴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枷锁跳舞式的改革，根本不敢触碰资本主义红线。直到他这个大总统被15个加盟共和国的小总统架空后，才想起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休克疗法”的改革，但此时他已推行不了“休克疗法”。

因此可以这样说，苏联从诞生到解体，苏联人始终谈资色变，思想始终僵化到了极点，苏联制度始终没有转变过来，其解体不可避免。

再来看看中国两次制度与思想转变的失败者。

第一次是由封建制向君主集权制的制度与思想转变。

这次制度与思想转变经历了年春秋战国动乱战乱时期，还经历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大转变时期。无论是制度的转变，还是思想的转变，都极其艰难，极其曲折，极其惨烈，极其痛苦。

这次制度与思想转变的最核心点，无疑是商鞅变法。当时各诸侯国都深陷世袭制与分封制的矛盾中难以自拔。即一边是世袭制导致需要分封土地的贵族越来越多，一边是可以分封给贵族的公有制井田越来越少。只有商鞅变法才能化解这一矛盾，因为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废除封建制，实行君主集权的郡县制，将所有土地私有化，私有土地统一纳税。

商鞅是思想转变的先行者，也是变法的成功者，但因为触动了秦国贵族的利益，他被五马分尸。但将商鞅五马分尸的秦国王族和贵族，却不得不继续推行商鞅变法。商鞅变法让秦国的强大远远超过了六国的同时，也让秦国的贵族先于六国的贵族失势并走向消亡。

看，成功者惨遭五马分尸，但将成功者五马分尸的人，还必须继续推行成功者的变法，并且继续推行成功者变法的贵族，在变法中逐步走向消亡。或许正因为这一点，所以尽管商鞅变法强大了秦国，六国也不敢学习秦国推行商鞅变法。六国始终坚持封建制到底，六国人的思想始终没有转变过来，最终六国被秦国灭掉也就在所难免。

第二次是由帝国向民国的制度与思想转变。

这次转变经历了年，虽然没有年春秋战国时期长，但艰难、曲折、惨烈、痛苦程度甚至比春秋战国时期还大。

这次转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年到年。经历了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太平天国革命，甲午战争，中法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清王朝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这71年中，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列强欺凌，饱受屈辱。最终，因为主要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所以中国只是在形式上，初步完成了由君主集权制度向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转变，实际上无论是制度还是思想，都还保留着旧制度、旧思想的根基，并没有真正转变。

第二阶段：从年到年。主要经历了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北伐战争。

本来，袁世凯通过暗杀、收买和强制等手段，成功控制了议会，逼迫议会通过了法案，将总统任期延长至10年，而且可以一直连任，而且下任总统由上任总统提名，实际上解决了袁家人世世代代当总统的问题。但袁世凯身为民国总统，事实上连一丁点民主思想都没有。他仍觉得总统权力受议会制约，还是当皇帝好，所以复辟帝制。结果，各省借讨袁纷纷宣布独立，导致中国从此军阀割据，匪患猖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第三阶段：从年到年。主要经历了国共10年内战，8年抗日战争，3年半解放战争。

本来，国共合作开展的轰轰烈烈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已基本打败了北洋政府及大小军阀，统一了中国。中国由贵族和军阀控制的民主政府的历史，即将终结。中国将出现一个标准西方式的、多党制的、由国民党长期执政的民主政府。中国如果当时就有了强大健全的民主政府，并完成了统一大业，日本人后来敢不敢大举侵略中国都难说。中国必然会是另外一部历史。

没想到，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为了夺权，首先迎合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起“4·12”事变，迫使本来没有武装力量的共产党，举行了武装起义。接着，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中央，最终虽然成功夺了武汉国民政府的权，但毕竟造成国民党分裂，导致国民党新军阀连年混战。更严重的是，导致国民党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由枪指挥党的政党。

自年“4·12”后的22年民国历史，既是一部战乱史，又是一部蒋介石独裁史。

说蒋介石独裁，是指其即使下野，也利用手中的军权对中国实行独裁统治。例如，他虽然把总统之位让给了李宗仁，下野了，但权力仍在他手中，代总统李宗仁狗屁权力都没有。

他其实和袁世凯一样，头脑里一丁点民主思想都没有。

一部38年民国史，由这两个思想完全没有转变的大独裁者掌舵，中国由君主制向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的转变，怎么可能成功？

3

下面再看看两个制度与思想转变成功的案例。

其一是西方封建专制制度向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制度与思想转变。

年，英国贵族联合起来，强迫国王签署了大宪章。大宪章列举了公民若干基本权利，否定国王有支配任何一种公民的个人财产和自由的权力。大宪章让英国成为一个法治而不是王治的国家。

从那一年迄今，西方世界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已走了年，已经完全完成了由封建君主制度及思想，向现代民主制度及思想的转变，可以说大功告成。

这年，是人类进化历史上最曲折、最剧烈、最残酷，也最精彩、最辉煌的年。

首先，人类由贵族与国王争权的民主，进化到了权力继承的决定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民主，即由极少数人的民主进化到了全民民主。

其次，人类由农耕时代进化到了工业时代，而且由工业1·0时代进化到了工业4·0时代。

第三，人类把地球变成了地球村，并且实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

第四，上述一切是从战火中得来的。年中，有多年世界上战火连天。最初是欧洲内部封建势力之间、封建势力与王权势力之间的战火，接着是欧洲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战火，再接着是阶级分化导致的革命战争战火，再接着是两次世界大战，再接着是第三世界国家争取独立的战火······

第五，西方价值观几乎统一了人类的思想。其步骤有三：

第一步：文艺复兴先唤醒了欧洲人的民主思想。此前，欧洲人的思想已被基督教和封建专制主义禁锢了多年，处于愚昧状态。文艺复兴让他们发现了古希腊和罗马的民主历史，他们渐渐开始狂热研究、崇拜、追求古希腊和罗马的民主思想。

第二步：启蒙运动伴随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扩张，科学探索热潮，把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第三步：世界两大阵营对立期间，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经济快速发展，民主快速进步，国民生活快速提高，西方价值观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受到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人的向往与崇拜。东方社会主义阵营渐渐处于守势，不得不用铁幕阻隔西方价值观传入。在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崩溃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利用大获全胜的强大冲击波，还利用强大的资本和宣传机器，将西方价值观迅速推销到了世界各地。连中国也采用了市场经济。一时之间，似乎整个世界都西化了，西方价值观似乎统一了全人类的思想。

一种价值观几乎统一了全人类的思想，这在人类进化史上无疑是史无前例的奇迹。

其二是中华民国资本主义制度向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与思想转变。

这一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28年革命阶段，二是29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阶段，三是4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阶段。

三个阶段的转变都大功告成。

第一个阶段成功有两大关键原因。一是中国共产党人都信奉只有马列主义能够救中国。有了这种崇高而坚定的信仰后，共产党人可以为了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那些信仰不坚定的人，大多在大浪淘沙中被淘汰。二是毛泽东能够将马列主义中国化。

第二个阶段成功也有两大关键原因。一是共产党确实让穷人反了身，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确实让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中国人确实感受到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因此中国人的思想能够很快被社会主义思想统一。

第三个阶段成功则有三大关键原因。一是能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忘初心。二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能够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原则的前提下，舍弃社会主义糟粕，吸收资本主义精髓，实现二者优良基因的深度融合。三是这种深度融合而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实让中国迅速国强民富，让中国成了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因此，中国人的思想在这一阶段能够发生三次转变：先是能够解放极左的僵化思想；接着很多人崇拜西方，思想西化；最后绝大多数中国人能够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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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经历了由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与思想转变；西方也需要通过改革开放，经历由资本主义到西方特色资本主义的制度与思想转变吗？

当然需要。

因为中国当初的社会主义只要公不要私，越来越极端僵化教条，导致经济濒临崩溃，不改革开放就会落得和苏联一样的下场。如今西方的资本主义只要私不要公，也是越来越极端僵化教条，不改革开放也会落得和苏联一样的下场。

这方面的原因前文已谈得很多，这里有必要再简要谈谈资本主义国家深陷的四大困境。

一是深陷高福利导致的债务危机困境，这是西方选举制度的必然产物。再发达的国家，只要背上了滚雪球似的永世也还不完的沉重债务，就不可持续，终将崩溃。

二是深陷产业空心化困境，这是高福利社会的必然产物。一个高福利国家就是再有钱，也不能恢复制造业。因为世界已进入产能过剩时代，制造业普遍靠降低成本求生存，而到高福利国家投资办厂，成本势必倍增，这无异于自杀。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爆发，西方所有发达国家连生产口罩的能力都恢复不了，这才让它们强烈地感到了产业空心化与产业畸形的后果有多么可怕！

三是深陷贫富两极分化困境，这是极端私有化的必然产物。一个国家连金融、军工、能源等垄断行业也私有化了，垄断利润尽为私人所得，不出现贫富两极分化是不可能的。原以为贫富两极分化的最严重后果，只不过是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之类的抗议。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才发现最严重的后果，是超过总人口一半以上的穷人没有存款，普遍欠贷。他们失业后，虽然吃喝有国家救济，但所欠车贷、房贷等还不了，最终必然是千家万户破产，导致银行也纷纷倒闭。

四是深陷金融过剩困境，这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既然金融产品既世界紧缺又暴利最大，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会竞相玩“钱变钱”游戏。玩了40多年后，终于玩到了金融过剩的地步。原以为金融过剩的最大危害，只是让经济泡沫化。这次新冠病毒疫情爆发才发现，已经出现了此国不愿用工业产品换彼国金融产品的苗头。原来，金融过剩导致金融产品信用与价值日失才是最大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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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良性运行，西方资本主义因为深陷四大困境，在恶性运行，亟需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式的制度融合之路，亦即走西方特色资本主义道路。但悲哀的是，西方人仍然满脑子都是极端西化思想，仍然认为西方民主自由制度是人类要追求的终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逆历史潮流的制度，是必然要崩溃的制度。

苏联解体后，西方就开始预测中国也会崩溃。预测落空后，一个个、一批批西方经济学者，又接连不断预测中国经济会在某年甚至精确到某月崩溃。迄今20多年，“中国崩溃论”在西方世界，包括在中国国内那些满脑子西方价值观的公知群体中，从来没有停歇过，一直不绝于耳。

尽管中国已发展成为高度工业化的创新国家，西方精英阶层与主流民意，仍然无视中国的经济成就，认为中国的经济成就是有水分的，是一个偶然，或者是西方赐予的，与中国的政治民主制度无关。西方世界其实陷入一个误区：一边无法否定中国的崛起，一边竭力否定中国的政治制度。

当然，西方大小媒体最惯用的手法，就是只报道中国的负面新闻，不报道中国的正面新闻。对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要么扭曲报道，要么夸张报道，甚至不惜造假报道。例如，年10月23日出现在英国的“死亡货车”，对39名遇难者的国籍，英国警方并没有确定，以美国CNN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便一口咬定是来自中国，然后进行铺天盖地的丑化报道。可是，后来查实39名遇难者全是越南人后，CNN等西方媒体却大多失声，没有后续报道。

还有就是西方世界对中国不约而同采取了双重标准。例如这次香港暴徒借游行示威搞骚乱暴乱，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竟然称赞“这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西方主流媒体对香港的“美丽风景线”大肆炒作，对法国、英国、西班牙、美国、智利等国的“美丽风景线”，要么不予报道，要么淡化报道。这是完全不加遮掩的双重标准！

最典型的就是这次新冠病毒疫情，西方人认定中国的体制不可能优于西方，因此不可能战胜疫情。中国公布的病例和死亡数字一定是造假的，病毒源头也一定在武汉，因此应该向中国索赔。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一家独大，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与资本主义制度抗衡并竞争。假如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真的在西方的围攻下崩溃了，这个世界就只剩下资本主义制度独存了。

问题是，人类社会一直在通过制度竞争与优胜劣汰推动进化，资本主义制度正在把人类带入危机深渊，人类要摆脱危机，有必要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实验。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人，却仍然要顽固地坚守西方价值观，只能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独存于世，而对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既竞争又融合的实验，既不能容忍，更不能接受。

曾几何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人，总爱指责社会主义制度僵化，指责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思想僵化。如今难道不是倒过来了吗？难道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僵化吗？难道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人的思想越来越僵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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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西化大大加速了人类进化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危机，但人类思想仍然被西化思想统治着，这或许才是人类真正的危机。

当然，也出现了一点点转机。

转机一：西方各国不约而同放弃了价值观至上，而选择了国家利益至上。一旦利益大过价值观，彼此分裂就不可避免。一些原来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西方国家，为了本国利益，或者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或者表面亲美实则更亲中。这无疑为它们将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融合打下了基础。

例如日本，安倍年刚上台时，还拼命紧抱美国大腿，推行价值观外交，企图通过价值观外交对中国形成菱形包围圈。可是五六年之后，安倍一者发现其它国家对价值观外交并不感兴趣，二者发现亲美仇中对日本并不利，转而表面亲美实则更亲中了。

转机二：西方出现了对自己制度的反思。虽然迄今为止，所有的反思都不到位，都没有从制度本身进行深刻反思，但只要有了反思，也就留下了将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融合的空间。

例如，对美国总统选举和对英国脱欧公投出现的“黑天鹅”，反思可以说铺天盖地，但都局限于反思“黑天鹅”事件本身，并没有反思导致“黑天鹅”飞出的选举制度。

这一点在台湾的选举制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台湾的反思者指责国民党和民进党都烂透了，选民只能在两个“烂苹果”中选其一，但恰恰不反思台湾的选举制度，为什么会只有两个“烂苹果”，为什么只能任由两个“烂苹果”操控选举游戏。

反思最不到位的，是对叙利亚动乱战乱最深层次原因的反思。

叙利亚出现反对派反对巴沙尔政府，表面看是叙利亚的上层建筑摇摇欲坠，实则是叙利亚的经济基础山动地摇。叙利亚是中东农业大国，因为地下水枯竭，农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农业灾难殃及第二第三产业，导致叙利亚经济基础不足以支撑上层建筑。

各路反对派乘机纷纷反对政府，导致叙利亚陷入动乱战乱。

如今10年过去了，叙利亚困局竟然有所好转，原因何在呢？

首先，因为几百万叙利亚人战死、饿死和沦为外逃的难民，叙利亚人口大大减少，国家养人的负担大大减轻。

其次，在动乱战乱之前，叙利亚人也普遍享受民主国家的高福利，生活水平稍稍降低，就一定要向政府抗议。如今，日子越过越苦，却普遍转而抗议反对派。当叙利亚人能够与政府同甘共苦，能够接受过最苦的日子时，叙利亚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也就只用于保证国民的最低生活水平，而用不着支撑国民的高福利了。

第三，叙利亚形形色色的反对派，要么是恐怖组织，要么是极端民主派，他们各干各的，根本尿不到一壶，不可能统一。但是有一点是统一的：他们甘愿接受美国的挑唆和援助，打着反政府的民主旗号，长期伤害自己的国家。但如今，恐怖组织差不多被消灭，其余极端民主组织，没有被打垮的，也内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外得不到美国的援助。他们只能或者投靠政府，或者不得不与政府和谈。

第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的美国节节败退，不得不停止了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援助；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俄罗斯节节胜利，为叙利亚政府军收复失地，帮叙利亚走出灾难，所起的外部作用越来越大。

叙利亚如果能够由乱到治，关键因素有五：一是政府能够力撑危局，没有让经济彻底崩溃。二是人口减少，政府养人负担大大减轻。三是国民能与政府同甘共苦，接受过苦日子的无情事实。四是动乱势力土崩瓦解。五是外部干扰势力由负面转为正面。

所以，叙利亚无论是由治到乱，还是由乱到治，第一主因是经济基础，第二主因是上层建筑，第三主因才是美国。可是，几乎所有的反思，都把美国列为第一主因。事实上，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美国只是落井下石而已。如果叙利亚的经济基础与民主制度没出问题，叙利亚没有“落井”，美国想也就无从“下石”。如果把美国当作第一主因，叙利亚动乱战乱之后，不对经济和民主制度进行任何改革，要不了多少年，叙利亚悲剧一定会重演一次。

反思不到位，说明西方人和当初的苏联人一样，只能对自己的制度进行修修补补的改良，断然不能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革，即断然不能将自己的制度与竞争者的制度嫁接融合。

反思不到位，说明西方人的思想和当初苏联人的思想一样，陷入极端的僵化。所不同的是，西方人陷入的是资本主义思想僵化，而苏联人当初陷入的是社会主义思想僵化。

无论哪种思想僵化，只要转变不过来，其制度也就会一直僵化下去，直到崩溃也不可能转变过来。

7

是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思想僵化，导致苏联解体及社会主义阵营崩溃；资本主义制度与思想僵化，也必然导致美国及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崩溃，并引发世界性经济萧条和世界百年大变局，代价更为惨重。

前文说过，这次世界百年大变局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世纪将取代美国世纪。

这次取代之所以必然发生，一是因为美国一直在通过印美元靠世界养活，而一个经济萧条的世界，只能花光美元而无力再储备美元，因此不可能再养活美国，美国经济必然崩溃于美元过剩；二是因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抗击世界性大灾难的能力，比美国强得多。这次中美两国抗击新冠疫情灾难的能力，就是最好的比较与见证。

只有到了中国世纪，那些满脑子极端西化思想的西方人，在自己的日子越过越苦的铁的事实面前，在自己的国家越来越萧条动荡的铁的事实面前，在中国已成为世界中流砥柱的铁的事实面前，他们僵化的思想恐怕才有望逐步得到解放。

只有到了中国世纪，那些顽固坚持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国家，才会不戴着政治偏见的有色眼镜看待各种制度与价值观，才能感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感知到中国价值观的真谛——那就是首先不要对中国的价值观和制度抱有偏见。

只有到了中国世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才会发现，历史上每次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都是两种制度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会引发异常激烈、异常残酷、异常痛苦的制度革命。只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式的制度融合之路，才不会引发制度革命，而是彼此平等自愿，和平推进，互有取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荣，互利双赢。

只有到了中国世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才会发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并不是单一的红色政治制度，而是五光十色的政治经济制度，适用于所有国家。实现共产主义也并不只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应该是全人类的最高理想。

这意味着，只有到了中国世纪，才会出现世界性思想东化。

是的，世界性思想东化是潜移默化地出现，是润物细无声地出现，是水到渠成地悄然出现。

因为世界性思想东化不是来自中国的对外输出，而是来自世界各国为了自己能够走出困境，不得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式的制度融合之路。这种制度融合其实是一种双赢的利益交换，是世界各国的自我利益选择。

正是这种双赢的利益交换与自我利益选择，世界性思想东化才必然会静悄悄地出现。）

（作者张国群）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