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记录了对许钧教授的专访。在访谈中，许钧教授基于自身的教学实践与经验，分享了他对翻译教学与翻译人才培养的思考与理念。许钧教授提出，翻译过程的形态决定翻译教学的形态，翻译教学因而首先要培养的是学生对于翻译的选择能力，帮助学生树立动态发展的翻译观和翻译价值观。同时，教师还应加强译前准备与译后工作的教学与指导，将教学贯彻到整个翻译过程之中；在语言转换层面，许钧教授强调翻译教学应以“问题”为核心，提高学生发现与解决实际翻译问题的能力，引导学生思考翻译策略，探索翻译理论。最后，许钧教授指出，未来应着力于“多样化”的翻译人才培养方略，促进翻译教学向“高水平”的方向发展，并利用好“新技术”为翻译教育所带来的新思维与新资源。

关键词：翻译教学；翻译过程；翻译教育；人才培养；翻译问题

1.从教学翻译走向翻译教学：理论思考与个体实践

杜磊（以下简称“杜”）：许老师，您好！您在多个场合，曾经以“做翻译”、“教翻译”和“研究翻译”“三位一体”的方式来总结您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其中，“教翻译”居中，可见在您看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今天，想特别借着这个机会向您请教一下“教翻译”的问题。首先，能不能请您大致先回顾一下，您最早是如何走上翻译教学之路的？

许钧（以下简称“许”）：我走上翻译教学之路，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喜欢翻译。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教翻译”上，我认为它是很重要的一环。为什么？作为一个教师，“教翻译”的基本任务之一，是在课堂上把翻译的概念与翻译技巧传授给学生，提高学生的翻译能力，培养学生成为优秀的译者，让他们把翻译事业传承下去。如果从永乐五年（）明代设立四夷馆系统培养专职翻译人才算起，我国的翻译教学史已有六百余年了。翻译，尤其是笔译，是人和文本打交道，“教翻译”则是人和人之间打交道。从一个教师的社会价值的角度来讲，“教翻译”很重要，这是因为教师在“教翻译”的过程中不仅仅传授翻译技巧，还肩负着培养不同文化，乃至不同文明间使者的重任。如果文明之间要靠“翻译”的力量才能实现互相对话与交流，那么“教翻译”无疑是使翻译形成“力量”的那种“力量”，是文明存续与发展中作用相当特殊的一环。我们做翻译教师要有这个认识，更要有这个信念——现在课堂里坐着的，紧盯着你的，从你这里学习翻译的那些青年学子中，未来一定会出现独当一面的翻译家与跨文化交流的使者。

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人真正踏上翻译教学之路，都有可能历经从“教学翻译”向“翻译教学”的观念转变。在课堂上，翻译最早是外语教学的一个抓手，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叫作“教学翻译”。也就是说，翻译或者翻译练习是外语习得过程中用于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的，以提高外语能力为目的。我们都是学外语的，外语学习需要培养五大能力——听、说、读、写、译。译是殿后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困难的，是听、说、读、写基本功积累之上一种综合能力的延伸。一开始，我们接触翻译的主要方式就是“教学翻译”。到后来，我们进入到翻译专业的学习，专攻“听、说、读、写、译”中的“译”，开始接受“翻译教学”，这时候，翻译是作为一种专业被教授的。为什么要开展翻译教学？很明确的一点是，以提高外语能力为目标的是“教学翻译”，以提高翻译能力为目标的是“翻译教学”，翻译教学在理论形态上得以从二语习得中独立出来，这是转变或演进的分水岭，也是必由之路。翻译为什么需要“教学”？这是因为，翻译具有悠久的历史积淀，它完全是一门具有自身特殊理论与实践问题的学科。一言以蔽之，学得好外语的人不一定能把翻译做好，这点已被实践反复证明。翻译教学的终极目的是培养翻译专业人才，我们展开翻译教学，其前提与基础也是这样一种观念与认识上的变化。从大的方面讲，这同时也是翻译教学理论得以建构起一座宏伟大厦的“起点”。很多做翻译教学研究的学者，都会不假思索、习惯性地提到“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这对基本概念。其实，两者间的关系问题还要进一步打通，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后者的理论建构价值与意义。

杜：许老师，您对这对概念的强调确实很有必要。听了您的解释，我的感觉是，这对概念不仅仅是不能混作一谈那么简单。尤其是“翻译教学”，学界虽很早就已提出，但认识并不深刻。之所以很多人，包括一些翻译教师，也对翻译的认识有所欠缺，起缘很可能就是头脑里不自觉地把“教学翻译”等同于“翻译教学”。两个词一掉头，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番天地。这反过来也说明“翻译教学”的观念其实还不够深入人心。

许：对，你说得有道理。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对此感悟也很深。年，我从南京解放军外语学院毕业，76年赴法国留学，回国以后，从事外语教育，自然涉及教翻译的问题。但是，我走上翻译教学讲台又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从年动笔翻译亨利·古龙日（HenriCoulonges,-）的《永别了，疯妈妈》(L’adieuàlafemmeSauvage)和勒克莱齐奥（Jean-MarieGustaveLeClézio,-）的《沙漠的女儿》(Désert)等作品的实践历练开始，我就发现，我的翻译实践能力，以及对翻译的理解虽然时有进步乃至飞跃，但实际上，我遇到了很多我难以克服的障碍，正是这些障碍触发我去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障碍？这些障碍要怎样才能克服？假如要克服这些障碍，我所采取的手段或者路径是否合理有效？通过发现与处理这些障碍，渐渐地，我就不自觉地接近并触及到了翻译这个专业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所以，翻译实践为我在理论上提出了非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我的理论思考中，我没有把这些问题束之高阁，恰恰相反，我又把它们带回到了我的实践中，特别是翻译教学的实践中去。我的一个很大的发现是，这些问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完全可以通过翻译教学这种独特的实践形式来找到答案的。当我把问题在翻译教学的场域中提炼出来的时候，一些原本难以解答的问题居然会找到很有价值的答案。在课堂上，学生是译文最严苛与挑剔的读者，他们的直觉最为自然、直切、敏锐。当你向这些“特殊读者”传递你对这条译文好坏得失的理解，或者拿出你自己的译文讲解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最好的翻译批评；当你试图努力向学生阐述一个翻译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时，你自身对翻译的认知过程乃至对翻译本质的理解，都会不断产生新的感想与体悟。因此，千万不要认为翻译教学只是一个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翻译教学不仅是一种教学任务，也是教师水平提高的平台。只要我们认真设计教学，上好每一堂翻译课，作为教师，我们其实可以从教学中汲取很多营养，教学相长的效应会很明显。

杜：许老师，您刚才的话中其实涉及到两个要点：一是实践，这一点恰好回答了您刚才提出的要进一步打通“教学翻译”与“翻译教学”之间关系的问题。从“教学翻译”到“翻译教学”的观念之变不是一个抽象的过程。实践出真知，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中间真正起到转变作用的，是个人对翻译的实践与思考。二是翻译教学的实践意义。翻译其实还有“翻译教学”这种特殊的实践形式，而且，翻译教学的实践能有助于解决一些翻译实践中解决不了的问题。

许：是的，毋庸置疑，从“学翻译”走向“教翻译”，虽个人境况不同，经验有别，但这一过程实际无一例外地包含了理论思考与个体实践这两条关键线索，并且这两条线索又关系到我们翻译教学整个领域专业意识的构建。

2.翻译过程的形态决定了翻译教学的形态

杜：听了许老师刚才的剖析很受教。其实我本人很早就开始学习法语了，那时候阅读了许老师主编的《法汉翻译教程》。这本书不厚，但无论是编排方式，还是章节内容，与一般我们看到的翻译教程已有很大区别。比如，您一开始先是给出精选的原文，然后单独从本章要解决的问题的角度分析原文精彩与独到的地方，给出译文之后，再对译文给予点评与分析。最后，您会取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予以讲解、分析，然后做归纳与总结，最后则是欣赏与思考。您的讨论也很系统全面，大到“结构的调整与长句的处理”（第四章），小到“标点符号的处理”（第八章），甚至还包括“翻译中工具书的使用”（第十一章）。每章之前，您还对该章所涉及的翻译问题从理论高度予以提纲挈领的总提。我想我和很多阅读过这本书的读者一样，虽没有真正地上过您的翻译课，但感受却完全像如走进您的课堂一般。今天，借这个机会，想向许老师特别讨教一下，课堂上的翻译教学到底该如何开展？您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

许：实际上，多年来，我做了很多具体的翻译教学工作，比如我一直承担着本科生的《汉法翻译》、硕士生的《翻译通论》、《法汉翻译理论与实践》，以及博士生的《翻译专题研究》四门课程。在本科阶段，翻译课以实践为基础；到了硕士，就慢慢地开始跟理论相结合；到了博士阶段，则强调对理论的自由探索。所以，我们的翻译课是一个从实践向理论渐进的课程体系。

在我上的这一系列课程中，《法汉翻译理论与实践》采用的是“翻译工作坊”的形式，针对的是硕士研究生。这门课向下与实践接轨，向上又承托翻译理论。如果我说翻译教学应着力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所有的翻译教师肯定都会赞同我的提法，培养翻译能力是翻译教学应有之义。但关键问题是，翻译能力究竟应如何界定？近年来，我们对翻译概念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升，其实，对翻译教学与翻译能力的理解也应随之更新变化，但翻译教育界对这点似乎还没有明确的意识。

我想就翻译、翻译教学与翻译能力之间的关系提出我的几点看法，提这些看法的目的和落脚点当然还是想和大家探讨如何完善我们的翻译教学。

第一，翻译教学应积极培养学生的翻译选择能力。一般来说，上翻译课，我们对学生的要求似乎不外乎掌握语言转换的基本规律，教授他们如何根据中外语言的差异恰到好处地处理译文，如从文本转换的角度将西方语言中的长句变为汉语的句子，遇到文化因素又怎么翻译得宜等等，不胜枚举。你刚才谈到的我的《法汉翻译教程》教程，也属于朝着这方面努力创新探索的成果。这些翻译技巧层面的讲授固然不可或缺，我们确实要培养学生娴熟应用这些技巧的能力。然而，如果我们一旦改变观念，把翻译看作是一个系统的过程来加以认识，就不难发现，若这样去开展翻译教学，其教学主体还仅仅停留在培养学生的语言转换能力这一个层面而已——也就是从A语言到B语言的理解与表达，到此结束，如此而已。这是狭义的翻译过程，但是，从广义的翻译概念角度来看，翻译仅此而已吗？所以，我就不断地启发我的学生，请他们在上我的课之前预先认真地思考：现在是不是老师让我们做什么样的练习，我们就做什么样的练习？是不是老师接受了出版社翻译一本图书的合同，分派我们翻译什么，我们就翻译什么？

我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翻译界的那些前辈名家，如巴金（-），早在念高中的时候就已开办了《平民之声》这样的杂志，并在其中自主选择决定译什么样的东西了！再到19岁，他就出人意表地在成都《草堂》杂志（年第二期）上发表了平生第一篇译作——《旗号》（TheSignal）。巴金选择翻译的是俄国文学家迦尔洵(ВсеволодМихайловичГаршин,-)的作品（为巴金从RowlandSmith的英译本转译），在当时是相当具有革命反抗精神的一部短篇小说，这样的一种翻译选择方式恰恰构成了巴金早期文学之路的思想起点。再比如傅雷，法语文学浩如烟海，但是他选择翻译的每一部作品，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Jean-Christophe），到《美苏关系检讨》，再到巴尔扎克，都与国人精神与文化需求同声相应、同气而求。他们的生命与创作的历程中，就有这么一条在时代语境下以翻译选择为表征，以国家精神与文化需求为旨归的个人成长轨迹。我想说明的道理是，翻译不光是闷头做出来的，翻译过程的起源是翻译选择，选什么样的东西来翻译，本质上决定了一个“翻译人”的家国情怀，乃至他/她未来人生之路的宽度。轮到我们教师反思了，我们声称要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既然翻译选择的问题这么重大，我们有没有培养他们选择翻译的能力呢？

杜：许老师的理念令人耳目一新，也令人感到非常触动！的确，我们翻译教学课堂的模式如果只围着语言转换来进行，是有缺憾的。正如您所说的，翻译的过程其实远不止语言转换，若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