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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眼中，爱情和才华都远远大于所谓的政治立场。这似乎也是张爱玲一生写照的注脚。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决绝，遗世而独立。时光倒流二十年，我还是个住校的中学生。那时没有网络，没有手机，仅有的消遣似乎就是篮球和小说。我常去学校旁的一家小书店买书，多半是古龙，有日心血来潮，买了一套安徽文艺出版社的四卷本《张爱玲文集》。之后那个暑假，我沉浸在那些轻灵文字和天才比喻中，第一次感受到文字的另一种组合方式。
不久后，也就是年9月8日，张爱玲去世——因为她与世隔绝，所以那并不是准确的去世时间，仅仅是世人发现她去世的时间。那时我已开学返校，唯一信息渠道是阅览室里总是迟到两天的报纸。只热衷体育版的我没有留意到张爱玲去世的消息，或者也没有什么报纸刊登，那时压根还没有“张爱玲热”。也就是说，当我向同学推荐这位他们压根没听说过的女作家时，并不知道她刚刚在大洋彼岸去世。
这是一个虽然真实但并不理想的开头，但我的表达能力也许已尽于此。对于特别喜欢的东西，我总有千言万语无从说起的困惑，因此往往避而不谈。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着迷很是恶俗，这是基于这些年的张爱玲热。但对于一个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学生而言，张爱玲文字中的魅力几乎可以构造一个新世界。我一直认为，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一是古龙，一是张爱玲。在那之前，我所能读到的书仅仅是古典名著，还有经不起推敲的评书单行本，还有虽然才如大海，但文字表达仍然传统的金庸。所以，我可以轻易原谅古龙的刻意和屡见不鲜的虎头蛇尾，甚至在平时的作文里学他的腔调和分段（但我考试时并没有这样做，可见我骨子里仍是个庸俗的实用主义者而非理想主义者），也可以平生第一次去读言情小说（抱歉，我当时就是以言情小说来定义张爱玲的，当然，这种定义会在不久后发生变化）。
直到大学时，我才知道我最先读到的《十八春》与《半生缘》的不同。又过了几年，我才知道原来还有《赤地之恋》和《秧歌》的存在，那是不一样的张爱玲。
▲资料图：张爱玲珍贵手稿
我一直相信，文学与艺术都是天才的地盘。天赋或许需要勤勉加持，但要是没有天赋，再勤勉也只是浪费时间。在文字领域，张爱玲就是天才。何况，她恰好生在那个时代的上海。
她笔下的上海，不仅仅有繁华，也有生活，随处可见的细节都如范本般耐琢磨，比如“弄堂里还没有闩铁门，可是街上已经行人稀少，碰见两辆黄包车，都是载着客的。沿街的房屋大都熄了灯了，只有一家老虎灶，还大开着门，在那黄色的电灯光下，可以看见灶头上黑黝黝的木头锅盖底下，一阵阵地冒出乳白色的水蒸气来。”（《十八春》）
作为一个“地图炮”资深爱好者，我对这个曾经的远东最繁华城市有着极深的好感甚至憧憬。十里洋场的纸醉金迷仅仅是个表征，对时代风潮紧张甚至时而慌乱的跟随才是它的魅力和精神所在。有人说它假从容，有人说它装腔作势，可谁也不能否认，在那个时代，它与文明靠得最近，甚至不够从容也是出于迫切。就像张爱玲说的那句“成名要趁早”，你以为她张狂，其实她早已洞悉时势。她最好的创作时光都在沦陷时期的上海，这甚至总让我想起《倾城之恋》里那句“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张爱玲也许是文学史上最好也最冷静的旁观者，她以冷淡（时而冷酷）的文字讲述着他人的故事，俗艳中常有清冷，悲悲喜喜到最后都是苍凉。她用最不俗的文字写最俗的人，当时许多作家恰恰与她相反。有些作家有着同样的才气，也同样善用比喻之类的修辞，可却刻薄到可厌，不似她刻薄之后总是悲悯，挖苦几句就心生不忍。
我最喜欢的《金锁记》便是如此，本是人性异化，物欲与情欲横流，可却转瞬苍凉。在欲望中扭曲的曹七巧，由天真而至变态，在一段并不如意的婚姻中堕入癫狂。可即使是对儿子儿媳性生活的打探与宣讲，张爱玲的笔触也不仅仅是对性变态心理的嘲弄，而是颇多悲悯。
至于《倾城之恋》，范柳原与白流苏都是俗世男女，平凡自私，爱耍心机。相遇之后，互相试探，上演着一次次并不太高明的欲擒故纵。这种人遭遇乱世，原本如草芥，换成任一个左翼作家，都得写成大悲剧，将二人逼上绝路。或许也有作家会为他们安排一条唯一的“光明大道”，摆脱小资产阶级和封建家庭的局限，齐齐奔向革命。张爱玲却不同，香港沦陷反而成全了二人，俗世之爱成了倾城之恋。这种意外的圆满，看似与大时代脱节，却是张爱玲洞悉人类本真的明证。那种无常世事中的一点慰藉，简直大过天，谁还想着那些不切实际的虚妄宏大？
▲《倾城之恋》电视剧照
可在她的传奇一生里，却无法洞悉自己。你很难相信，一个如此聪慧，连讲故事都抽离自身的女子，在自己的感情中会如此狼狈。
但细细想来，便会明白这一切发生在张爱玲身上实属必然。她是一个矛盾体，既是名门之后，又因家庭原因早早独立，将自食其力奉为圣经；她是一个精致的享乐主义者，但因洞悉世情，她将生活视为注定的悲剧；她貌似不关心世事，实则悲天悯人；她从言语到文字都时常刻薄，可终是不免温情；她自称财迷，但从不用男人的钱；她早早喊出“成名要趁早”，却也能过与世隔绝的生活，“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闹与极度的孤寂”。
▲上海美丽园
作为一个享乐主义者，张爱玲的上海生活堪称十里洋场的典范。她住着公寓大楼，吃喝精致，也是在这里，她遇见了胡兰成。几十年后，她在《小团圆》里所书写的，也多是这爱丁顿公寓（如今叫常德公寓）的旧事。这场婚姻里当然有美好，胡兰成曾写道：“夏天一个傍晚，两人在阳台眺望红尘霭霭的上海，西边天上余晖未尽，有一道云隙处清森遥远。”张爱玲则喜欢在房门外凝视胡兰成，有一句“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简直摄人心魄。
但在世人眼中，这是一场完全失败的婚姻。当避走乡下的胡兰成另有新欢时，张爱玲的选择居然是默默接受，甚至当胡兰成为了避免当地人猜测，当众介绍张爱玲是表妹时，张爱玲仍选择接受。这便是她所说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吧？甚至当二人决裂后，张爱玲还随诀别信附上30万元稿费，给这个并未珍视她的男人。
在《小团圆》里，她这样写道：“她从来不想起之雍，不过有时候无缘无故的那痛苦又来了。有时候也正是在洗澡，浴缸里又没有书看，脑子里又不在想什么，所以乘虚而入。这时候也都不想起之雍的名字，只认识那感觉，五中如沸，浑身火烧火辣烫伤了一样，潮水一样的淹上来，总要淹个两三次才退。”
这样的伤心，早在她写下那句“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时，也许便已注定。她说自己将萎谢了，除了爱情，还有才华。
▲张爱玲与赖雅
后来，张爱玲选择与比她年纪大得多的赖雅结婚。年，张爱玲与赖雅在美国邂逅，感觉投缘，没多久便在一起。张爱玲选择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人，并非仅仅因为后者对她的关心，她并未放低自己对婚姻的标准，就像她选择胡兰成时那样。而她的第一标准，是对方对其文字的理解，胡兰成做到了这一点，赖雅似乎做到了这一点——之所以说“似乎”，是因为二人邂逅之初的探讨多少让张爱玲产生了错觉。
有人认为张爱玲选择一个比自己年纪大得多的男性，主要是基于她想找个依靠，其实并非如此，即使有此元素，也仅限于写作事业而非生活。当时的张爱玲正值中年，赖雅虽然年轻时风流，可此时已是一个中过风的老人，如果张爱玲出于世俗选择，就不会有这段婚姻。
事实也证明张爱玲的选择在世俗眼光看来纯属失败，二人结婚后不久，赖雅便中风，几个月后刚有好转又再度病发。此后，他反复中风，几次卧床不起，临终前已瘫痪两年。张爱玲就在这反复的折腾中疲于奔命了十年，蹉跎了自己的创作时光。年轻时，我甚至很难想象，如张爱玲这般特立独行的人，竟然为了一个承诺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但后来我才发现，这是真实的张爱玲。
顺便可以一提的是，在抗战时期选择与胡兰成在一起，并因此被指为“文化汉奸”的张爱玲，在选择躲避共产主义而远赴美国后，却无惧麦卡锡主义的压抑，选择了赖雅这样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为丈夫，可见在她眼中，爱情和才华都远远大于所谓的政治立场。这似乎也是张爱玲一生写照的注脚。
她的写作也如是，有人指责她不关心政治，不关心所谓的民族大义。可这算不算一种道德绑架？在那个时代，被这样绑架的作家不仅仅是张爱玲，郁达夫被开除出左联，沈从文后来被剥夺创作权利，都基于此。但就像郁达夫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战士”，张爱玲也如此，她说她只能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她从来都不是也不愿意去做一个革命者。她对人生的洞察和领悟，貌似并未置入大时代中，有些人对此惋惜，可这种独善其身却让我庆幸。更何况，认为张爱玲的文字未曾触及大时代也是一种误解，文字并非只有描写革命一途，她所描写的乱世、旧家庭，还有离合悲欢，哪个又无关大时代？只是她看得更透彻，以清冷苍凉替代了歇斯底里乃至虚伪的喧嚣。
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决绝，遗世而独立。我相信，即使是生命中最后那些孤寂的夜晚，即使挑灯点算爱情新伤旧恨，苍凉如她，也仍然是恣意的。这种恣意，独一无二。
（原标题为《每逢夜深挑灯点算爱情新伤旧恨——写于张爱玲去世二十周年》）
作者：叶克飞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我是为你好”毁了多少孩子
烧不掉的是回忆
世界终究还是年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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