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年7月9日下午

地点：中国艺术研究院贵宾室

对话：徐皓峰(电影导演、北京电影学院讲师)

贾磊磊(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当代电影》年第8期（本文已获授权，请勿转载）

责编：向竹

整理：付强、赖建晶

◤本文载于《当代电影》年第8期“电影新话语”栏目，此处略有改动。◢

?从文学到电影的武侠创作

贾磊磊(以下简称贾):我们了解到您的电影新作《师父》快要面世了,眼下由您的原著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道士下山》正在上映,可以说您在武侠创作上是经历了一个由文学创作到电影创作的演变,我们今天的对话能不能先聊一下您的从业经历?

徐皓峰(以下简称徐):我大学毕业后在《电影艺术》评武侠片,贾老师您那会儿在《当代电影》评武侠片。一部武侠片公映,我写稿时,一定会想到您,好奇您会怎么评。那时,您是我的“假想敌”。

我正式当导演已37岁,一个投资方看上我一个写当代生活的小说,但我劝他投拍我的武侠小说《倭寇的踪迹》。按说一个导演在年轻时会写青春、写都市、写离自己最近的题材,之后普遍尝试各类题材,再找到自己的专长。比如黑泽明在拍武士片之前拍过侦探、爱情、黑帮、社会写实、名著改编等影片。

但我37岁了,错过了这个时间。打不了游击战了,只能给自己找一个阵地,固守一处地打仗了。我选择了武打片,和我当时做武侠文化研究有很大关系。

徐皓峰导演作品《倭寇的踪迹》入围第68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

我写小说没有受过老师指导,写影评也是。当时看了看郑洞天老师的文章以及您的,就放胆写了。以小说为例,不见得非得是中文系出身的人才能成为大家,如果一个人对文学史有很深研究,转行当作家往往会很厉害,因为他知道当代文学现象的前因后果。既然自己青春时代没有去做普遍题材的尝试,而是在做武侠电影的文化研究,那我何不利用自己的优势呢?于是有了《倭寇的踪迹》。

?没有电影的时代，初遇民国江湖

贾: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从事电影文化研究之前,您的青春时代是怎样的?您在文学或电影启蒙上是怎样一个状况,跟家庭环境有关吗?

徐:我们这代人大学一毕业就赶上了本土电影的崩盘,由于没人看电影、很多电影院都给拆了,从90年代到新世纪初,是没有电影的一个时代。

贾:和现在不同,那时候真正看电影的人很少。观众到电影院不是去看电影,而是去社交。电影院前厅已然变成了喝咖啡、卖冰棍的地方。电影院是谈恋爱的一个交际场所。那时候感受很深的是电影不景气,加上电视开始兴盛,可以说那是一个电影没落的时代。

徐:电影没落的大环境对我的从业经历有影响。电影学院类似黄埔军校,军校毕业进军队,电影学院毕业进电影厂,军队是军校的升级版,电影厂是学院的升级版。但电影厂改革、中国电影崩盘,我毕业,电影厂不接收。

电影厂也变了,学院味渐少,江湖气日多。我也就不太愿意接触电影人了。当时想法是,与其拍电影,不如去写文章。

在电影学院受过纪录片训练,我就做了武术界和道家圈的口述历史。兴趣所在,我从人间弄些自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倒也乐此不疲。说来好笑的是,最初我因为讨厌当代的江湖气而想逃遁,结果没成想却坠入了民国的江湖。

贾:有种误入耦花深处的意味。刚才的言谈之间,您提及了对宗教文化和武术文化的兴趣,您自身是有宗教信仰、还是把它视为一种文化在研究?

徐:八九十年代,整个美院系统受美国装置艺术和西藏文化影响很深,或多或少都对佛教感兴趣,可以说每人都看佛学书。我高中在美院附中,西藏热正浓、南怀瑾刚开始。所以熟悉宗教不是我刻意去求的,身边所有的人都熟悉,宗教文化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我自己做文化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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