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亡党苏联亡国30年警示录我不能放弃

今年是苏联亡党亡国30年。对于苏联的悲剧酿成,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解读。资产阶级认为苏联的解体是因为社会主义体制的僵化,无产阶级则认为苏联的解体是因为背叛了共产主义信仰。

苏鉴不远,中国人民有必要记住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泣血呐喊:《我不能放弃原则》

我不能放弃原则

尼娜?亚历山德罗夫娜?安德烈耶娃

编者按:20余年来,对于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对于那场直接导致苏共亡党的所谓“新思维”改革,国内外学者们有着许多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解读。那场改革到底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还是如某些“精英”所认为是历史的进步,究竟该如何评价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我们也许更应该多听听当事者俄罗斯人自己的看法。年,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给《苏维埃俄罗斯报》编辑部所写的这封信《我不能放弃原则》,对于当年改革的过程和效果有着极为清晰和直接的描述,很值得一阅。殷鉴不远。此信今天读来,令人惋惜昨天之苏联,但也更为警示今天的中国。…………………………………………………………………………………………

我觉得,在今天,尤其尖锐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和地位问题。那些伪装成道德和精神“净化”的追求时髦的文章作者们,模糊了社会意识形态、公开性和鼓励非社会主义的多元化之间的界限,而正是这条界限规定了我们在大众思想领域进行改革的底线。原编者按年,苏联进入改革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最著名事件之一是列宁格勒工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给《苏维埃俄罗斯报》编辑部的来信《我不能放弃原则》。文章发表后,苏联各地报纸转载了次。安德烈耶娃所在的列宁格勒工学院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各阶层人士成千上万封信件,80%的来信充分肯定作者的意见。还有大量信件寄到了《真理报》,支持作者的也超过80%。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没有忘记安德烈耶娃和她的《我不能放弃原则》,在年3月、年3月来信发表20周年前后、苏联解体20周年时,都有媒体重新刊登来信、采访作者、发表记念文章。年,“全苏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理想主义者论坛”、俄罗斯电视台、“包罗万象”等网站都重新刊登了《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现将《我不能放弃原则》的中译文全文刊登如下,以飨读者。

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决定写下这封信。我是一名化学工作者,列宁格勒工学院的教师。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我是一班大学生的督导员。当今大学生在经过对社会的冷漠期和精神依赖期后,逐渐开始燃起对革命性变革的热情。这自然便有了关于改革的道路、改革的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讨论。公开化、开放、取消批评禁区、群众意识中特别是青年人中的狂热,常常会导致许多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要么是西方电台广播的“提示”,要么是我们同胞中那些对社会主义核心理念动摇的人的影响。看看现在都在谈论些什么!多党制、传教自由、移民国外,在报刊上公开讨论性问题的权利,取消对文化管制的必要性,废除义务兵役制!而在学生中出现最多的是对祖国历史的争论。

当然,应该由我们教师来回答这些最尖锐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正直、诚实之外,还要有知识、信仰、文化视野、严肃的思考以及深思熟虑的判断。而且,不仅是社会科学教研室的教师,所有的青年教育工作者都必须具备这些品质。

夏宫公园是我和大学生们散步时最喜爱的地方。走在白雪覆盖的小路上,我们一边欣赏着著名的宫殿和雕塑,一边辩论。我们确实在辩论!年轻的心灵渴望了解一切复杂事务,以确定自己未来的道路。看着这些与我交谈的年轻人,我在想,帮助他们发现真理,培养他们正确理解他们现今生活着的和将要改革的社会的问题,以及怎样认识我国遥远的和不太遥远的历史,是多么重要!

哪些事情令我不安呢?举个简单的例子:看看吧,有那么多人在讲述和描写伟大的卫国战争及其参加者的英雄气概。可是不久前,一个学生组织“我们的工学院”在和苏联英雄、退役上校弗?莫洛佐夫的座谈中,除其他话题之外,他还被问及一个关于军队中政治镇压的问题。退伍军人回答,他从未受到过压迫,许多在战争开始时并肩作战的战友,到最后都成了著名的指挥员。对于这样的回答,一些人感到失望。目前,因为关于镇压的话题在青年中已经极其泛滥,遮蔽了对过去的客观认识,而且像这样的例子绝不是个别的。

当然,连“技术人员们”都开始对社会科学理论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这是好事。但对现今出现的许多现象,我却不敢苟同。人们无聊地谈论着“恐怖统治”、“人民的政治奴性”、“僵死的社会停滞”、“我们的思想奴役”、“大恐惧”、“有权势的野蛮人的统治”等,这些常常只被用来形容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段历史。由此,毫不奇怪,为什么会在一些学生中出现虚无主义情绪增加,出现思想上的混乱、政治方向迷失、意识形态方面随心所欲等现象。甚至可以听到有人这样控诉:据他们所言,从年开始共产主义者就逐渐使我国的生活丧失了人性。

中央委员会二月全会再次强调了“使青年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及正确认识全人类利益和阶级利益的关系,包括对现今在我国发生的变革的阶级本质的认识”的紧迫性。而这种看待历史和现实的态度,却与现今人们常遇到的政治秘闻、劣等的诽谤、反映社会尖锐问题的杜撰格格不入。

我曾反复阅读过那些轰动一时的文章。比如,披露“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反革命运动”、斯大林对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在德国上台的罪责,或者出版那些推算在几代人和各种社会团体中斯大林主义者数目的文章。青年们从这些文章中,除了得到思想上的混乱,还能得到什么?

我们是列宁格勒人,所以对观看最近的一部关于谢尔盖?基洛夫的不错的纪录片饶有兴致。但是,与电影同步的解说词不仅与电影中展示的资料相悖,甚至有意使之含混不清。例如,在电影将要展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热情、乐观和思想积极性时,解说员的讲解内容却是关于镇压的和对此问题的无知。

或许,我不是唯一一个注意到,党的领导人要求那些“揭露者”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建设不同阶段的实际成就,但仿佛是接受了命令一般,那些“揭露者”愈发猖獗了。在这些方面,米哈伊尔?沙特罗夫的戏剧相当突出。党的二十六大召开时,我去看了戏剧《红草原上的蓝色马》。我记得,当出现列宁的秘书试着把茶杯里的水倒在他头上、还用一个没成型的泥塑糊弄他的场景时,年轻人是多么兴奋。还有一些年轻人是带着事先准备好的、抹黑我国历史和现实的横幅来的。在《布列斯特和约》中,剧作者和导演竟让列宁跪倒在列夫?托洛茨基面前。作者的立场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这在《前进!前进!前进!》中更甚。这部戏剧当然不是历史作品,但是在一部艺术作品中,除了作者的立场,再也没有什么能保证内容的客观性了,尤其是那些有关政治的作品。

刊登在《真理报》和《苏维埃俄罗斯》报上的历史学家们的评论,已经令人信服地分析了剧作家沙特罗夫的立场。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我尤其无法赞同沙特罗夫对社会主义一般原则的根本背离。他在考察我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时,将社会发展中的主观因素绝对化了,并且无视阶级和群众运动中体现出来的历史规律。无产阶级群众和布尔什维克党沦为“背景”,而行动着的却是那些不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那些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为指导,研究特定历史过程的评论家们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沙特罗夫在歪曲我国的社会主义历史。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而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贡献,我们今天的改革根本无从谈起。作者还指责斯大林暗杀了托洛茨基和基洛夫,在列宁生病时孤立了他。但是,难道仅可以凭借想像、并不去寻找证据,就把带有倾向性的指控抛向历史人物吗?

不幸的是,评论家们没能指出,这位剧作家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原创的。我觉得,沙特罗夫的观点和论证的逻辑,与鲍里斯?苏瓦里奇年在巴黎出版的一本书中的情节非常相似。沙特罗夫借戏剧人物之口,由列宁主义的敌人去评论革命的进程、列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中央委员会成员之间在党内斗争不同阶段的关系。这就是沙特罗夫所谓的对列宁“重新解读”的实质。顺便说一句,《阿尔巴特大街的儿女们》的作者阿纳托利?雷巴科夫已经公开承认,其中一些情节也借自于侨民出版物。

我还未读过《前进!前进!前进!》(它从未出版过),但我已经读到一些出版物对它颂扬的评论。如此的迫不急待意味着什么呢?之后我便得知这部戏剧要迫不急待地搬上舞台。

二月全会后不久,《真理报》刊登了一封我国八位著名戏剧家的联名信,题为“新看法?”他们预见到了反对的可能性,建议推迟上演沙特罗夫的《前进!前进!前进!》。这样的结论是基于报纸上刊登的对这部戏剧的批评而做出的。但不知为什么,信的作者把批评沙特洛夫的人称为带引号的“热爱祖国”的人。这怎么能和他们希望来一场对我国或远或近的历史“激烈而热情”的讨论愿望相符合呢?只有他们才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吗?

就现今许多见诸报刊的对社会问题的讨论而言,我作为一名大学教师,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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